人们常常因为甲午战争中的失利而用黯淡的目光去审视北洋水师。然而,到历史的长河中寻觅,会发现这支舰队曾经充分地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发生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随后中国陆海军在朝鲜的行动,在近代史上常被人忽略。然而,这却是一起对中国海军而言不应该忘记的事件。北洋水师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证明了中国进行海军建设的价值。
实际上,从1882年开始,中国和日本围绕朝鲜半岛先后展开了三次交锋,在1882年和1884年,中国曾两次挫败日本尝试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
特别是1882年的“壬午兵变”中,刚刚建立,主力仅有两艘巡洋舰的北洋水师,不但曾有力地阻止了日本第一次对”征韩论”的全面实践,甚至有机会轻松歼灭日本海军几乎整个舰队.
所谓“壬午兵变”由朝鲜内部变革派与保守派,亲日派与亲清派的矛盾而产生。7月23日,在保守派支持下,部分朝鲜军队发动兵变,虽一度控制政府,但因为实力和时机的问题无法完全控制局面,朝鲜半岛一时陷入一片混乱。日本乘机介入,借口朝鲜方面的暴动目的反日,调动舰队前往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试图火中取栗。而中国闻讯反应也十分迅速,立即调动的北洋水师组成编队开赴朝鲜平叛,稳定局势.8月16日,日本原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先遣支队一千五百余人到达汉城,17日,清军庆字六营淮军共计三千余人从驻地登州上船,在名将吴长庆率领下亦开赴朝鲜平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护航,随即在汉城口外仁川与来犯日本舰队对峙,为陆军的行动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屏障。
这次中日在朝鲜的争端中,日本海军计划向朝鲜水域出动的舰只分为三批,8月8日,第一艘出动的日舰金刚号进抵仁川港,12日,比睿,天城,磐城,清辉,日进,孟春并花房义质的座舰迅鲸号共七舰到达朝鲜外海。同时,日本海军战斗力最强的装甲舰扶桑号已经在品川港枕戈待命,随时准备作为第三梯队开赴朝鲜参战。
与它当时的主要对手日本海军相比,只有三艘军舰的北洋水师舰队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吨位上,都处于相当的劣势。然而,这次争端的结果却是吴长庆部顺利平定兵变,确立了以闵妃为首的亲清政权,逼迫日方将其阴谋活动匆匆叫停,并在随后的谈判中取得了在朝鲜驻军,租界,以及控制其海关,电信等实际利益。这也是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第一次从礼仪性的朝贡走向事实的保护国形式。日本虽也在侵朝方面取得驻兵等一定进展,但因清军的直接介入,在朝鲜的威慑能力反不如兵变之前。此后直到1894年,中国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始终保持着战略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壬午兵变中,眼看全面控制朝鲜半岛已经不可能,日方曾借口部分人员被杀,要求朝鲜割让巨济,蓣陵二岛,以为登陆大陆的跳板。对此,中方以实力为后盾,协助朝鲜与日方斗智斗勇,最终仅以朝方赔付慰问金了事,完全粉碎了日方的企图。
日韩双方争夺激烈的独岛(竹岛),正是蓣陵岛的属岛。因此,可说今天韩国能够与日本在这一领土问题上据理力争,还得益于一百多年前中国协助进行的这场谈判呢。
这其中,北洋水师以三舰对八舰,吨位不到对方的二分之一,但与日本舰队对峙四十余日,丝毫不落下风,日军最终不敢进击,海军功不可没。
在清军平定汉城兵乱的整个过程中,日军坐视中国陆海军增援朝鲜,竟然没敢向中国舰只发射一枪一弹。这次较成功的干涉行动,史家传统认为其关键在于当时北洋舰队有两艘十分先进的战舰,被日军认为一对一的战斗力远超在朝日舰,所以犹豫不敢一战。
然而,2012年笔者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新材料,却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 事实上日本海军1882年在朝鲜遇到了极大的问题,一个恶魔在日军官兵的头顶徘徊,几乎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十二年后兵败自尽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对此可能会扼腕终生 – 在1882年的这次对峙中,清军如果情报工作更好一些,完全可能轻松全歼到达朝鲜的日本舰队!
在1882年出兵朝鲜的清军舰只中,的确有两艘非常优秀的新式巡洋舰,这就是刚刚从英国订造回国的超勇号和扬威号。
在云集仁川的中日战舰中,仅仅从外形上,也可以看出超勇和扬威的鹤立鸡群。无论是日本的八艘战舰,还是中国的威远舰,其外观都和大型帆舰十分相似。它们两舷的木质舷墙上开有一个一个炮门,甲板平坦,除了桅杆和细小的烟囱外几乎没有上层建筑,舰首通常为了防止上浪设计得高高翘起,很多舰只甚至装有中世纪战舰典型的牙樯。它们高大的桅杆引人注目,上面经常挂满风帆 — 尽管安装了蒸汽机,但那个时代很多船长和设计师还是觉得一条船如果没有帆就像人不穿衣服一样不可思议。
超勇和扬威就完全不同了,它们的设计如此先进,以至于连当时的英国海军都没有装备同类舰艇。尽管理论上仍然保有可以悬挂风帆的功能,但在所有流传于世的照片上,超勇扬威两舰从无挂帆的留影,形象更接近于今天的战舰。它们维多利亚黑色涂装下的全钢铁舰身低矮而凶悍,其上层建筑集中于舰体中部,有着高大的烟囱和巨大的通风筒,桅杆却退化而简洁,主要用于悬挂旗号,而首尾的两门25吨新型后装线膛炮足以击穿1882年日本任何一艘战舰的装甲。从首尾安装大口径可旋转炮台,采用简单的桅杆,利用大功率发动机作为主要动力等方面而言,它们是近代所有巡洋舰的“概念舰”。在一群仍然没有摆脱帆舰时代格局的中日舰艇中,1882年仲夏出现在仁川的这两艘战舰仿佛草食兽群中的两头肉食猛兽一般令人生畏。
然而,日军中并非没有可与之一战之舰。日本海军1875年从英国进口了带有水线装甲的装甲舰“扶桑”号,铁胁巡洋舰“金刚”号和“比睿”号。虽然从设计理念上来说略为落后,但都有不逊于超勇扬威的火力。特别是扶桑号装甲舰,拥有最厚231毫米的优质装甲,面对船壳厚度仅有26毫米的超扬二舰,有着颇具优势的防御能力。扶桑和比睿都参加了大东沟海战,并成功扛过了这场苦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仅凭这三艘战舰,日本海军在仁川也未必不能和北洋水师搬搬手腕。何况,它们还有一群虽然落后些但仍颇有战斗力的僚舰呢。
尽管从朝鲜发生危机,扶桑号便已经在甲府港内待命,但直到危机结束,也没有到达仁川。没有了这艘1878年“亚洲最强大的战舰”,日军在朝鲜的战力顿时变得可疑起来。
是什么原因让扶桑号畏缩不前呢?
2012年在日本发现的历史文献显示,扶桑号未能赶到朝鲜,是因为该舰正处于伤病满船的状态,根本无法出击。让扶桑号动弹不得的,便是在海军史上曾令人谈虎色变的“脚气病”。
这种脚气病并不是常见的“香港脚”皮肤病,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又名“脚气冲心”。患病者足踝,膝盖,大腿至全身有水肿及浆液渗出,严重者丧失运动能力,甚至引发心脏病危及生命。在海军中,脚气病是19世纪坏血病之后又一个舰上军人的大敌。日本是脚气病的重灾区,德川幕府倒数第二代将军德川家茂夫妇都死于这种病。
日本海军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扶桑号舰员在此期间瘰患脚气病进行治疗乃至死亡的记录,实际上,该舰病员超过一半以上。在提倡意志和忍耐的日本海军中,能被称作“病员”必然是已经症状严重的患者。在当时留下来的医疗记录中,可见扶桑号的病员大多已经没有了膝跳反应,几乎无法自主行动了。
这应该就是扶桑号不能出动的原因了,而正因缺少了这艘主力舰,仁川的日舰自认没有必胜的把握,故对动手开打颇为犹豫。
如果仅仅如此还罢了,接下来发现的文档令人触目惊心,才明白这一犹豫之后,日军的困境远非仅此而已。
在日本的《历史俱乐部丛书》中,有一篇描述日本名医高木兼宽的文章《高木兼宽 为日本海军消除脚气病尽力的最早医学博士》,其中有一句很值得深思的描述:“1882年ころの海軍の脚気罹病者は1000人当たり400人にも達し、国防上の大問題となった。(1882年左右,海军的脚气病患者每一千人中达到了四百人,成为国防上的大问题)”
应该说这句话只是从严重程度和时间上,让我们猜测日本海军在应对壬午兵变期间遇到了脚气病的严重困扰。但还有更可靠的证据,证明当时在朝鲜的日舰上的确出了大问题。那就是高木兼宽自己的描述。
高木毕业于英国圣托马斯医学院,是日本最早的医学博士之一。1906年,他重返母校的时候,曾作题为《日本陆海军的卫生》的演讲,以下内容便是摘自他的这次演讲。
“1882年,因与朝鲜关系恶化,三艘军舰被紧急派往仁川和济物浦(指的是壬午兵变前,可见日方对于这次危机早有准备,但由于脚气病的影响事变发生时已经无能为力)。但是,仅仅因为在这里滞留了约四十天的时间,水兵中间脚气病便蔓延开来,苦不堪言,下士官兵以下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因为承担着这方面的责任,(我)陷入了极度的忧惧之中。例如,其中一艘军舰(推测为东号装甲舰,扶桑服役前日本海军排名第一的战舰)上330人中便有195人因脚气病病倒。就这样尽管还不是战争状态,但这三艘军舰实际上已经处于根本无法作战的状态。6月27日,我向海军医务局长递交了报告,汇报当地实际情况。这种问题还在继续。1882年8月,扶桑号军舰停泊于品川湾的时候,舰上半数乘员患脚气病,作为治疗不得不让他们陆续上岸……”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海军当时的窘境。但是,从日方资料来看,当时的日本海军仍然对其采取无视态度,在事变发生后仍将尚有战斗力的八艘战舰派赴朝鲜,结果引来了更大灾难。
日本《海阳杂记》一书,虽是一本杂文集,却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海军早期历史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在这本书的《脚气与麦饭》一节中,明确地讲述了中日海军在仁川对峙时日方的状态。
“朝鲜半岛明治15年7月、朝鮮半島で発生した騒乱(壬午事件/京城事変)に対し、邦人の救助と朝鮮政府への示威を目的に<金剛>以下5隻の艦艇を派遣しました。当時、清帝国は朝鮮に宗主権を主張していた為、半島における日清の対立はにわかに先鋭化し、済物浦で日清の艦隊が緊張を孕んだまま対峙するという事態となりました。結局、日朝談判が成立したために日清開戦は回避されたのですが、この僅か1ヶ月余りの出動で各艦では乗員の半分~1/3などという大量の脚気患者が出てしまい、ほぼ全ての艦が戦闘はもちろん艦の運航すら危ない状態に陥り、各艦の艦長は事態の秘匿に非常な苦心を払ったそうです。(1882年7月,面对在朝鲜半岛发生的骚乱,以救助侨民和对朝鲜政府示威为目的,派遣金刚等五艘军舰出击[推测迅鲸等三舰因战斗力较弱未列入。译者注]。由于当时清政府抱着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立场,在朝鲜半岛中日双方的对立尖锐起来,发展到中日两国舰队在济物浦紧张对峙的局面。仅仅经过一个多月,出动各舰上便出现了占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大量脚气患者。几乎所有的军舰都陷入无法战斗甚至航行的危难状态,各舰舰长为了隐匿这一事态而煞费苦心。”
《海阳杂记》并非这时日军窘境的孤证。在日本防卫厅保留的旧海军档案《海軍省稟請朝鮮事変ニ際シ韓地ニ於テ死亡セシ一等兵曹横尾吉三外十七名ヘ祭粢料下賜?二条》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 “陸海軍兵が1ヶ月以上花房公使と行動を共にしたが病気になる者も少なくなく、内18人が病死した。死因はコレラと脚気であった。(陆海军官兵随同花房公使行动超过一个月,很多人瘰病,其中十八人死亡,死因为霍乱和脚气)
众所周知,由于补给原因,舰上人员的配置多各司其职,极少闲人。所以一艘军舰减员三分之一,其作战能力已经连自卫都很勉强,如果减员一半,那么连航行都会有困难,更不要说作战了。从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当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冒死与日舰对峙于仁川的时候,其实在那里的日本舰队已经因为脚气病丧失了战斗力,各舰舰长都在忙于设法瞒过北洋水师的耳目,避免被发现真实的情况。假如正在朝气之中的北洋舰队突袭仁川的日军舰队,日军不但难以抵挡,连逃跑的能力都很值得怀疑。
令人扼腕的是,日军的瞒天过海竟然真的成功了。这不能不说是北洋水师的一大遗憾。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看法过于片面 – 假如日军已经被脚气病折磨得战力全无,都是同时代的海军,北洋水师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事实恰恰令人惊讶,令日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仁川只有日本军舰上脚气病猖獗,无论是对阵的北洋水师,还是在一旁观察的英国舰队,都几乎没有脚气病的患者。
还是高木的研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 脚气病的蔓延是和日本海军的饮食习惯有关的。原来,作为重点发展的兵种,当时日本海军待遇很好,许多普通士兵都能以精白米为食。然而,这种精白米却缺乏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B1。粮米中维生素B1绝大部分存在于麦麸,米麸之中,在加工精白米的过程中被当作垃圾抛弃了。所以日本海军成为脚气病的重点打击对象。而中国和英国的海军不以精白米为主食,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脚气病患者了。
高木发现了问题
1884年以后,日本海军下令部队改以普通麦饭为食物,脚气病才渐渐从日军中减少乃至消失了。可惜的是,直到北洋水师1895年覆亡于威海卫,始终没有人注意到,在仁川我们曾有一个歼灭日本海军于摇篮之中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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