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此后,第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大阪商贩蔑视皇权,不愿充当战争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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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第四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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