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迎来毛泽东和朱德后，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辉煌灿烂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华文明，在“治乱循环“的怪圈里循环往复，漫漫五千年矣。传统王朝建立初期，作为创业者的开国君主往往能够励精图治，与民休息。

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清明的吏治激发了百姓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社会经济得到有效恢复和发展。在没有大规模天灾的情况下，人民或稍能安居。至王朝中后期，统治者昏聩无能，官吏贪腐成风。若再遇上水旱蝗灾，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者史不绝书。

在生存危机面前，一切规则都等于零。从丹书鱼腹的陈胜吴广暴动，到罡煞星萃的水泊梁山聚义，再到风云际会的瓦岗群雄逐鹿。百姓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揭竿斩木而起的事例屡见不鲜。

虽然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大多来自小说演绎，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民变历史的波澜壮阔。关于中国古代民变运动的功过是非，学界和坊间争议甚大。

以古代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太平天国”为例，传统教科书将其塑造为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创举。但学界和国内舆论也有人认为，这场运动使得原本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孰是孰非，笔者不做评价。

但确定无疑的是，全国性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冲击了旧有的统治秩序，彰显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伟人毛主席也曾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语中的点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巍峨雄壮的井冈山上燃起了革命的星火，燎原中华大地。

工农武装割据的“崎岖山路”最终通向了全国解放的康庄大道。古今对比之后，我们是否会有个疑问：井冈山迎来毛泽东和朱德后，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反而锻造出了一支比大山更难撼动的无敌铁军?

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历史记述和自身理解，对这一问题稍加分析。目的是抛砖引玉，和各位读者一道，探讨历史的真相。

政治建军：强劲有力的组织建设锻造了一支革命劲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江湖一定分派系。在水泊梁山和瓦岗寨内部，都是几个头目领着一群忠于自己小弟，各自为政。山寨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平台和缓和矛盾冲突的工具。毛主席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梁山最大的派系无疑是宋江派，即使是宋江派内部也区分为“嫡系派”，“依附派”，“投靠派”等。除此之外，还有以鲁智深、杨志、武松为代表的“三山派”，以林冲为代表的“晁盖派”，以关胜为代表的“降将派”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盛极一时的瓦岗寨在与王世充的争斗中失败，最终土崩瓦解，很大程度也是源于“李密派”和“翟让派”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火拼。这种“兵为将有，效忠主人”的军队陋习一直延续到近代，旧中国的军队里依然是山头林立。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一方面采用德国军事制度，同时也在士兵中灌输“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的观念，全力打造自己的“袁家军”。国家的军队成了袁大帅发家致富的本钱。国民党军队也是如此，虽然号称“八百万国军”，兵多将广。

但将领们个个拥兵自重，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战场上友军被围困，自己稳若泰山甚至隔岸观火的事例屡见不鲜。

1932年7月日寇侵犯热河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要求占据华北的张学良出兵抵抗。张学良则表示汪精卫无权指挥自己的军队：“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众所周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步调一致是制胜的保证。一盘散沙，山头林立且相互猜忌的军队，焉有不亡之理?

1927年9月，毛主席在湘赣边区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一个统一的前敌委员会，起义军的3个团各设1个支部。秋收起义斗争失利之后，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

这支革命队伍来源多样，可谓良莠不齐。有革命意志坚定的战士，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也有开始满腔热情但一遭遇失败就想打退堂鼓的农民，甚至有一身不良习气的旧军队兵痞。

多数人为了革命理想信念而战，也有部分人把自己当成当兵吃粮的雇佣兵。这时的军队就像一把抓在手里的豆子，稍一松手就会散掉。毛泽东在总结失败教训时也深刻认识到，打败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

秋收起义

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可以想象，熟读中国历史，洞悉历代得失的毛泽东在那一刻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深思和忧虑：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大多都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境况中溃败的，祸起萧墙绝非危言所听。

如何把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社会各阶级的武装力量锻造为党绝对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的头脑里，显然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关键在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

经过慎重考虑和精细谋划，毛泽东在自己居住的“泰和祥”杂货铺里组织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决定对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进行整体改编整顿，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三湾改编”。

“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

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从组织层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建设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到“三湾改编”对调整军队和党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这么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党支部建在了连队上。”

罗荣桓元帅后来在回忆中也谈到：“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一次新生。”至此之后，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才逐渐得以确立。若非如此，内部组织涣散的工农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军消灭，也可能会脱离人民，变成流寇，走上梁山好汉的老路。

强劲有力的组织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了旧军队许多不良习气以及农民起义军原有的自由散漫之风，极大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已经脱胎换骨了。“党指挥枪”，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阐述。

罗荣桓

经济依托：广泛深入的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物质基础

提及《水浒传》，相信很多朋友和笔者曾经的想法一样。提起热衷于招安的宋江就来气：放着山寨的痛快日子不过，为何非要给昏君奸臣卖命？搭上了数万弟兄的性命，换来个兔死狗烹。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阅历的增加，文艺青年的天真浪漫色彩逐渐褪去。笔者愈加笃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至理名言。无论古今中外，各类社会组织要想维系长久生存，其首要任务就是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旧中国的青红帮都有庞大的产业势力。

同样道理，梁山全盛之时头领就有一百单八将，旗下的兵士军健更是有数万人之众，再加上大量的战马和牲畜，仅每日的粮草需求就是个天文数字。以打家劫舍为生，靠刀口舔血求食的经济模式显然不能持久。

所以宋江在梁山的财力物力消耗殆尽之前，趁着还有些筹码和朝廷谈判，为众人找到一条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奈之举。有人会说了《水浒传》是小说，如何能当真？那让我们回头看看近代历史。

电影《林海雪原》中，座山雕住着装潢讲究的威虎厅，吃着山珍野味的日子好生快活。但实际上，亲历剿匪斗争的解放军战士回忆称，座山雕仅仅为了几袋白面就能铤而走险，自投陷阱。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绿林逍遥生活只存在于小说。生存资源对一个组织存在发展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无论组织的性质如何。

我们的工农红军是党领带下的人民军队，自然不会干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野蛮之事。但人民的子弟兵也是肉体凡胎，也要穿衣吃饭，也需要武器弹药保卫人民。但财力匮乏的工农红军在上井冈山之前已经决定停止发饷。

当时很多干部感到不可思议，农民种地，当兵吃饷，古今如此。当兵的不发饷，这个军队还如何维持？换言之，没有稳定的人力物力支持，工农武装割据根本无从谈起。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毛主席把目光投向了脚下的黄土，给每位士兵发一份特殊的“军饷”：土地！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到了江西南部的兴国县。毛泽东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制定了一部土地法，这就是彪炳千秋的《兴国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的核心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拥有土地，农民盼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队伍士兵又多数来自农村，有了土地好日子就要有了保证。所以那个年代的人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这份特殊的“军饷”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分到土地的农民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繁荣了根据地经济，为井冈山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撑；第二，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红军打仗，为百姓为国家，也是为自己，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宣传语。

一言蔽之，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空中阁楼。旧中国的经济产业无外乎工农两类。井冈山时代是革命的初创阶段，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才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而农村经济系统的核心在于土地。

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民积极生产和参军是工农武装割据的经济依托，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我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中国革命才没有重蹈旧式农民起义的覆辙。我们的红旗也打到了现在，且愈发鲜艳夺目，未来也必将惊艳世界。

思想建党：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教育使人民军队凤凰涅槃

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过,宣传与组织对于我党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严格的组织建设能刺破内部派系间的森严壁垒，有效的宣传则直接决定了革命的铁拳打向何方。古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利而聚者利尽则鸟兽散，以义相交才能成其久远。

瓦岗寨、国民党等旧军队内部凝聚靠什么？就如袁世凯说的那样：“一手拿钱，一手拿刀”，即一靠发饷银，鼓励官兵享乐，二靠暴力，不听话轻则打骂，重则吃刀。而我党领导的的人民军队则是靠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革命理想信念，凝聚人心。

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时，原本50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1000人。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再加上接连数月的激烈战斗、疲劳、饥饿、疾病的困扰，起义部队危机重重。

而在毛泽东看来，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许多指战员面对困难时产生了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情绪，不时有人“掉队”，有人不辞而别。三湾改编解决了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使枪杆子紧紧握在了党和人民手里。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则再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

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对享乐主义、投降主义、分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全面整肃和深刻改造，使这支军队摆脱了旧军队的历史惯性，使红军官兵成为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无产阶级战士。

其结果就是部队实现了从打仗抢地盘向革命战争为国为民的历史性转变。

赖传珠将军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古田会议以后，我们军队的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情况逐步得到克服。”人员还是那些人员，武器还是那些武器，一支军队在润物细无声式的思想理念教育中浴火重生了。

赖传珠

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信念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井冈山上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驱散了反动势力的阴霾，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支人民的队伍从井冈山下来后，又奔向全国，北上南进，东征西讨。“风卷红旗过大关”，不断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要发展、要强大，要实现强国梦强军梦，“革命为国为人民”的理想信念就必须代代传承。因为人心向背，得民心者的天下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广大青年人也必须对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形成高度共识，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人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

写到最后，在论述毛主席对革命的贡献时，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但究竟以何种方式缔造？毛主席直接领导了许多工农武装起义，点燃了革命军队的火种，又在实践中创立和丰富了有益于革命的战略战术。但主席的伟大远不止于此。

井冈山迎来毛泽东和朱德后，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笔者认为，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主席的更大贡献在于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奠定了一系列基本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原则。

毛主席所总结的土地革命，军队政治和思想建设的经验原则，经过周恩来在上海主持的中央军委介绍和传达给各个革命根据地，指导红军建设，从而掀起了整个中华大地的革命浪潮。简单来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点燃星星之火的，往往是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