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22岁,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
、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1981,99-100)。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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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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