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

南汉宸（1895年12月14日-1967年1月27日）又名南汝箕，中国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南汉宸毕业于太原师范学校、北平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汉宸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解放后，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1950年，南汉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南汉宸受到迫害，于1967年1月逝世。1979年，南汉宸得到平反昭雪。

个人履历

1922年，山西籍革命党人续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酝酿反对北洋政府，邀南汉宸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斗争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训练处长等职。

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奉行亲苏政策，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具体指导下，南汉宸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并渴望自己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刘伯坚，郑重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遂和高敬轩一起介绍他入党。

1927年6月，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

1927年冬，任命南汉宸为校长。南汉宸利用校长一职，在第十军中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

1928年10月，南汉宸作信阳县长。他利用合法职位多次掩护革命同志转移，帮助安排工作。

1930年7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

华北事变后，北方抗日浪潮如火如荼。南汉宸和王世英等在学校中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吸收了40余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齐燕铭、吴晗等。

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大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1937年10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新派力量的目的

1941年1月28日，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

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期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2年，南汉宸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

1952年春，周恩来特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

1952年4月，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共有49个国家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471人出席。

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南汉宸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有力地冲破了美国推行的新“门罗主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拉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人际交往

挚友杨虎城

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结识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双方一见如故，并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兄弟和挚友。

“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留洋的杨虎城因抗日报国心切，于1937年10月辗转归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监禁。

1938年底，南汉宸只身带领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秘密来到贵州的玄天洞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百感交集地说：“汉宸，我没有按你的意见坚持绕道从苏联回来，落此下场，悔恨莫及啊！”他一边抚摸着儿子，一边对南汉宸说：“看来我肯定是出不去了，今后拯民就交给你了。”并嘱咐杨拯民说：“今后一定要走你南叔指的路。”此次相见竟成两人的诀别。

手足傅作义

南汉宸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着联系，堪称“手足之交”。因此，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南汉宸便多次担任我党和傅作义的联系人。

1936年8月，南汉宸奉中共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主席亲笔信秘密到绥远，积极动员与鼓励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抗战。11月，傅作义率部迎击日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毛泽东再派南汉宸携亲笔信赴绥远。

1948年11月，东北大军进关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北平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曾发电报请中共中央派南汉宸作代表来进行和谈。当时作为傅作义副手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单独约傅作义在“全聚德”吃饭。席间，邓宝珊从怀中取出了南汉宸的信，傅作义阅后频频点头。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终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古巴朋友

1961年3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并主持在哈瓦那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作为古巴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南汉宸一行受到古巴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华侨的热烈欢迎。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分别与南汉宸进行会见和会谈，并参观了中国展览会。

4月，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正在与南汉宸会谈时，突然接到美军登陆吉隆滩的报告，卡斯特罗既要去指挥作战，又担心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因此心中有些不安。南汉宸平静地对他说：“你去指挥战斗吧，大不了我们和你们一起再上山打游击！”事后，卡斯特罗感慨地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