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调阳（明朝）

吕调阳，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初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子监祭酒，官至礼部尚书。万历元年，担任恩科文科主考官时，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中探花。神宗时，官至文渊阁大学…

人物简介

吕调阳，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初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子监祭酒，官至礼部尚书。万历元年，担任恩科文科主考官时，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中探花。神宗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帝鉴图说》。

目录

简介 生平 吕调阳抗击倭寇

简介

　　吕调阳（1516年～1580年）祖籍湖北大冶，现大冶修有吕相祠以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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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调阳(1516年～1580年)

明文渊阁大学士。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等。留京近30年，以廉正闻名。教育监生时，注重言传身教，先德而后艺；为穆宗帝讲学，引经据古以规时政，深得朝廷敬重。能文能诗，古雅淳厚。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并纂修嘉靖、隆庆两朝实录。万历六年（1578）秋，因病辞官归乡。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库楼记》、《勘定古田序》、《奉国中尉约畲墓志铭》等碑。卒于桂林，葬北郊狮子岭。

生平

　　吕调阳自幼聪明好学，6岁便离家读书。嘉靖十三年（1534)，18岁的吕调阳乡试中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中榜眼，授翰林编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任会试分校官。父母相继去世，吕调阳回乡守丧。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吕调阳才重回翰林，任国子监司业。隆庆年间，吕调阳先后出任南北两京国子监祭酒。因其曾从师于国子监祭酒、阳明学派学者“永康学”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学教授诸生。他在任时，重视道德教育，抛弃传统的注入式，代之以启发式，并以身作则。后又升任南京礼部侍郎。隆庆五年（1570)充会试考官。

　　万历元年（1573)，受张居正的举荐，吕调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协助首辅张居正进行改革，以稳重不争受到神宗的器重。先后加官晋衔，直到他去世，官衔已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简。

　　吕调阳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性尤淡泊。身上穿的虽是蟒玉之服，为了洁净也经常洗涤。每次为穆宗侍讲经筵之前，他必先作斋戒沐浴，以示虔诚肃穆，讲解时引经据典，切规时政，从不故弄玄虚，夸夸其淡。

　　吕调阳深谙大明朝典章礼仪，加入内阁后，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人之一。“若大丧，若大婚，若崇祭，若荐号，若降夷、受俘，诸臣仪旷典事，咸籍公相成以当上心。”

　　吕调阳身处腐败官场，而始终保持一身正气，“门无私谒”。他为国家办事，有成绩从不炫耀，也不愿意听别人对他歌功颂德。“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藉以颂公”。他去世后，张居正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丙吉（西汉丞相，以宽松和谐，自己有贡献而噤口不说）称赞他“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在汉丙吉，今也则公”。

　　吕调阳在明王朝没落的官场之中，是一个不倒翁，他历仕三朝，职务只升不降。他在发迹的嘉靖年间，有大奸臣严嵩父子柄权，吕调阳却能鹤立鸡群，不随浮沉，靠的是持正不偏，不胁肩谄媚，靠的是自己手脚干净，严嵩也曾想拉拢他，但他“固谢不往”。万历年间，内阁高拱与张居正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吕调阳辅佐张居正改革而不为政敌所忌刻，他先于张居正致仕还乡，急流勇退，从而避免了张居正死后被政敌攻讦而遭受的抄家之祸。所以后人论述这段明史，说吕调阳是“识时务的俊杰。”做到了“律吕调阳”。

　　吕调阳的著作很少，除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外，还参与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偶尔也作诗，他“为诗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拟。”可惜不见流传。

吕调阳抗击倭寇

　　明朝嘉靖末年，奸臣严嵩把持朝政，谄谀媚上，欺上压下，谁不顺从，就编织罪名迫害。致使谁也不敢说真话，文不尽才，武不用命，国势削弱，边防废驰。外敌乘机入侵。蒙古在北方骚扰。鞑靼贵族军屡屡南下，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而在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倭寇流窜，滥杀无辜，焚烧庐舍，掠夺财物，当地居民恨透了这些日本强盗。但是，沿海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的战船仅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无力抵御倭寇。

　　朝廷忠奸斗争一直不停，吕调阳却不附和严嵩奸党，暗地与忠臣徐阶，张居正等人来往。他官不大，不是奸党主要政敌，严嵩没有害到他。嘉靖死后，穆宗继位，严嵩倒台，徐（王旁+介）、张居正等湖北籍官员开始掌权，整理边务，起用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加强北部防务。

　　戚继光筑台三千，起居庸关至山海关，控守要害，以对倭寇作战有经验的浙兵为主力，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训练。倭寇见戚家军不同于以往的明朝军队，士气逼人，就跑到南部沿海抢掠，长驱直入到浙江淳安、歙县、芜湖，犯南京，途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人。穆宗大惊，徐（王旁+介）、张居正即令戚家军分兵南部沿海。但倭寇时而东，时而西，偷袭不止，令戚家军防不胜防。戚继光想：这种严防死守也不是办法，得有神兵利器威慑倭寇。可是用什么兵器好呢？

　　戚继光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也赞同戚继光的建议，只是在具体用什么兵器的问题上没有更好的意见，遂找来吕调阳商量。

　　吕调阳和张居正是莫逆之交。两人祖先都是大明军官。张居正原是凤阳定远人，当时移民湖北江陵；吕调阳祖籍湖北大冶，现居桂林。两人认了湖北同乡，政见一致，有什么事能推心置腹商量。张居正时任吏部左侍郎，吕调阳是礼部侍郎，两人曾编著《帝鉴图说》教导穆宗，所以同是穆宗的老师。徐（王旁+介）退休，张居正继任宰相，吕调阳当副宰相。

　　听完张居正的叙述，吕调阳略作思考，即献了一个破倭寇计——大刀计。他告诉张居正，倭寇大都长得矮，虽然凶残狡猾，但最怕被砍头，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把头砍掉了不能再投胎重返人世，来世只能做牛做马，变猪变狗，所以日本人自杀只剖腹而不砍头。针对倭寇这种生理缺陷和心理恐惧，明军可挑选一千名高大强壮军汉，全用蒙古大马装备，闻警迅速出击，专砍倭寇的头，砍一颗头就可吓倒一大群；砍一批头，势必没有下批敢再来。

　　张居正立即告诉戚继光这个破倭寇计，戚继光认为这个计策好是好，但必须有相应的大刀方能奏效，还要战马临战状态好。吕调阳拿出一把战刀和一只铜铃，说：“这把战刀是我高祖投军所用，是高祖自己在家乡大冶打制的，是用大冶的磁铁矿石精炼而成；这把刀二尺八寸长，四寸宽，稍带弯，比倭刀长，刀刃锋利，吹发即断，砍头如切瓜。再看这个铜铃，是我曾祖父所留，当年曾祖接替高祖军籍，编入骑兵，他回老家大冶，用铜绿山的铜，用何锡铺的锡，合炼成锡青铜，请铜匠打制这个铜铃。此铜铃比一般铜铃响声宏亮，一匹战马颈上挂三四个，马奔跑起来铜铃撞响，马就会亢奋起来。而系铜铃的铜链不易断，不要声响时可以轻易地摘下铜铃。”

　　张居正、戚继光称赞这两件兵器是可以镇住倭寇的杀手锏。吕调阳继续献计：“湖北大冶自古盛产铜、铁，水牛也多，可采大冶铜打制铜铃，采大冶铁冶铸大刀，用牛皮和铜做头盔铠甲，装备戚家军。”

　　三人反复合计了好半天，商定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后，张居正立即布置下去，湖北兵器厂得令，即刻到大冶调运铜、铁、牛皮等赶制大刀、铠甲。

　　武器先进先赢三分仗。高头大马，锋利大刀，戚家军如虎添翼，一有倭警，大队骑兵立刻出发，“叮铃、叮铃”之声声震寰宇。战马听到铜铃声，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身材高大的军汉身穿坚固的铠甲，挥舞大刀，向倭寇头上砍去，刀到头落，倭寇三魂吓掉两魂，生怕掉了脑袋没法投胎，永远下地狱，逃也逃不赢。从此，倭寇不敢上岸，只能在远海为匪为盗。沿海倭患渐渐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