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得以进入唐朝最高统治集团,缘于唐廷中官僚集团与宦官的矛盾。其时,朝中一些大臣与宦官各自勾结地方的藩镇势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时的皇帝唐昭宗李晔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希望能够振兴唐室。但是他生不逢时,在他即位时,面临的却是一副烂摊子:朝廷政治极端黑暗混乱,宦官、大臣争权夺利,全国各地民乱纷起、藩镇相互征伐,战火连绵不断。
唐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费尽心思,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最大的两个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然而,多年来,宦官掌握朝廷中枢,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各地藩镇也与朝廷百官、内廷宦官的关系盘根错节,已然成尾大不掉之势。唐昭宗回天乏术,就像锁在藩篱中的鸟兽,几番挣扎都以失败告终。
唐昭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想任用宗室掌管军队,由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八人统领殿后侍卫亲军两万余人。离京师最近的华州节度使韩建以重兵要挟来华州行宫的昭宗,逼他下旨将八王囚禁,八王所统领的殿后侍卫亲军也被迫解散,在韩建的威逼下,昭宗还不得不将德王李裕册为皇太子并进封韩建为昌黎郡王,赐韩建“资忠靖国功臣”名号。
这年八月,韩建又假传皇帝圣旨发兵包围诸位亲王居住的十六宅,给这些王爷按上擅自典兵导致“舆驾不安”的罪名,将通王、覃王等十一王及其侍卫亲随,无论长幼统统杀害,事后韩建告诉唐昭宗,诸王“谋反”已被诛灭。
唐昭宗听后,惊惧万分,一病不起。这个打击使他心碎欲裂,他往日的锐气消失大半,终日饮酒浇愁,脾气也变得更为暴躁。一天,昭宗又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杀死宦官、侍女数人,引发了宦官们的恐惧。
左右神策军中尉(统领禁军的宦官头目)刘季述、王仲先迅即将昭宗幽禁了起来,并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迎皇太子监国,紧接着又假传昭宗圣旨,令皇太子登皇帝位,昭宗退位为太上皇。
宰相崔胤暗地里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围住了刘季述等?,令他们放出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被禁军救出,重新登上大位 ,刘季述等人被乱棒击死,弃尸于市。皇太子李裕降为德王,改名李祐。唐昭宗希望借此机会诛尽宦官。
宰相崔胤也有这个心思,于是皇帝常常召崔胤入宫,钻进密室, 君臣两人叽叽咕咕,密谈半天,也不见出来。
皇帝和宰相神神怪怪,究竟在商量些什么?宦官们深为担忧。
这些宦官聚在一起,商量出了一个对策。
他们用重金在京城买了数十名美女,充作宫侍, 布置在皇帝的周围。皇帝和宰相防范再严,身边总少不了随侍的宫女,宦官以重赏令这些宫?暗中探听,昭宗和崔胤的密谋这才被泄露了出来.
得知皇帝和宰相欲诛灭自己的这一消息,宦官们吃惊不小。
宦官头目韩全诲素来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交好,他赶快派人告知李茂贞,由李茂贞出面,一帮宦官带着禁军将昭宗挟持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
崔胤见事危急,出面向驻扎于定州(今河北正定)行营的朱温告难,引朱温率领所部入关,请他带兵迎驾。
朱温亲率大军将凤翔团团围住,凤翔孤立无援,粮草乏继,城中士卒百姓多饿死,一年后凤翔城破,昭宗落到朱全忠手中,成为他的战利品。
朱温击败李茂贞后,?部下将昭宗带回长安,朱温在半道上迎接,见了昭宗,涕泪交加,伏地大恸,还亲自将昭宗扶上坐骑,为昭宗牵马,一路上边走边哭。
朱温的这番举动,明显是在演戏。
但是这种蹩脚的表演术居然骗过了当时唐廷中的君臣,他们真以为朱温是一位匡护社稷的忠臣良将。
唐昭宗此时对朱温深信不疑。他回到长安,拜谒太庙毕,召见了朱温,对他说:“朕生入旧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无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庙,得亲奉觞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报矣!” 说罢,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唐昭宗的感激可能发自内心,不仅皇帝对朱温有感激之心,宰相也为朱温的举动兴奋不已。
朱温率领大军进长安时,宰相崔胤率领百僚前来迎接,“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朱温)唱歌词,赞其功业。”(见宋孔平仲著《续世说》)
宋朝人叶廷珪认为崔胤\”喜隐计,附离权强,”是一个倚靠强权势力搞诡计的阴险小人.(见<海录碎影>).当时也有人骂崔胤是“国贼”,斥责崔胤引来朱温倾覆社稷,令百姓遭殃。另一位宋朝人孔平仲也认为,崔胤此举“史以为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未有如(崔)胤之甚也。”(见《续世说》)
以我看来,叶廷珪和孔平仲两位说得过分了。崔胤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朱温击败李茂贞,迎回昭宗后,他喜不自禁,忙着为朱温评功摆好。甚至放下宰相的架子,举杯为朱温祝寿,还亲自拿起乐板,乐颠颠地唱着赞美朱温的歌词以助酒兴,些举动未必不是出于真心。
崔胤天真地以为 ,只要朱温救出皇帝,杀死闹事的宦官,朝廷就会平安无事,朝廷大权就会仍归于己手。
不料存有“虎狼之心”的朱温早就想插手朝廷权力中枢,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一下好了,为朱温进入朝廷庙堂打开了大门,朱温堂而皇之,率领大军进入京师长安.
唐廷驱走的不过是几只豺狼,迎来的却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斑斓猛虎.
崔胤引朱温带兵入关,使人不由想起东汉末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等人召董卓进京的故事。
何进是汉末少帝的舅舅,与宦官不和,企图诛杀宦官,听从袁绍的建议,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董卓在进京的路上。何进因谋泄,已被宦官杀死。
董卓进京后,不仅将肇事的宦官全部杀死,而且滥杀无辜,凭借武力的威慑,废黜少帝,另立新君,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
为了将朝廷大权集中己手,他强迫皇帝迁都长安。原来的京城洛阳随之被大火焚毁。洛阳城里的富翁,被他随便按个罪名处死,财产悉数归入他的囊中。又命令士兵,像赶牛羊一样,驱赶数十万洛阳民众,迁移长安。民众半道上被马踏死的、被人踩死的、饿死的、遭抢劫致死的,不计其数。京师宫殿、官府和民宅,尽被烧毁。
昔日崇门富室,洞户连房的京城洛阳顿时成为荒丘鬼城,方圆几百里鸡犬无闻。汉廷和百姓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之中.
朱温进入长安后,下令杀了大小宦官数百人, “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
出于将朝政大权揽于己手,牢牢地控制住昭宗的目的,朱温仿效董卓,也提出要迁都,董卓是从洛阳迁往长安,朱温则是从长安迁往洛阳。朝中大臣和百姓如有反对迁都者,一律斩首!他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强行拆毁焚烧,房屋被拆后的木材被抛入渭河,河道拥塞,顺河而下,月余不息。
长安这座经过历代帝皇尤其是唐代高祖、太宗、玄宗等心经营的具有千余年历史的辉煌古都变成了废墟,宫殿屋舍刹那间成了短墙 残垣,高台重楼、花林曲池统统化为乌有,宝玩财物被朱温的军队抢掠一空,长安城里外哭声一片,长安往洛阳道上苍痍满目,百姓被兵士驱赶而走,困苦不堪,很多人在路上倒毙而死。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因野心家肆虐而造成的浩劫。是野蛮、暴力对文明的摧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给中华民族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极为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恶劣影响在长时期内都无法消散。
李国文先生认为,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使“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这是因为“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李国文著《薤露》,以下李国文先生的引文相同)
这话有些道理,但未免有些绝对,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些原先拿着皮鞭子赶羊的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和封建文明,赞叹城市华丽的大有人在。
鲜卑族出身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崇尚汉文化,他深知洛阳是历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在入主中原后,不仅对洛阳原有的城市设施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决定将首都从偏僻的平城迁往洛阳,洛阳为此整修、扩建了许多宫宇建筑, 使洛阳这座古都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拓跋魏文化由最初的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开始,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汉文化之中。关于这个转变的全过程,逯耀东先生所著《从平城到洛阳》有详细描写,我这里不再赘述。
在辽、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中,从贵族到平民,对汉文化、中土城市的倾慕和喜爱也并不鲜见。
金主完颜亮虽然是个暴君,史书上仍然称他“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他见了柳永对江南都会城市杭州的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下江南之心。
对汉文化的倾慕和喜爱,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入主中原后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甚至出现了全盘汉化的倾向。
而由“锄把子,换成印把子”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也并非全然践踏,毁灭,毁灭,焚烧.
由农民而成为统治者的刘邦进入当时的首都咸阳后,听从张良等人的建议,向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对咸阳秋毫无犯,赢取了民心。
相反贵族出身的项羽进驻咸阳后,却是大肆破坏,毁灭,焚烧,以发泄对秦人的仇恨 “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后人对项羽残暴行为的憎恨和对被毁坏场面的深长痛惜。
所以,搞“践踏,破坏,毁灭,焚烧”城市活动的,还是是什么人就说什么人为好,这些人可能与其原先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
李国文先生还有一段话说得很准确,“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以我看来,这种制造 “杰作”的“勇敢者”,项羽算一个、董卓算一个,朱温当然也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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