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卢仝的诗歌成就不算太高,但他却以险怪风格自成一家。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位诗人作品的怪异基本来源于其性情的怪异。
卢仝一生的交际圈子非常窄,后人从他的诗作大致可以推测出,卢仝的朋友主要有韩愈、孟郊、贾岛、马异、刘叉等人,这些人都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力量,大多和卢仝一样,性格孤僻。
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立政先生和我探讨卢仝时也说,卢仝的这种高傲性格,是促成其诗风怪异的主要内因。韩愈在《寄卢仝》一诗中写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怪异诗人自视甚高、落落寡合的形象。
卢仝的怪异性格,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系。卢仝祖籍河北范阳,卢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史学家推测,卢仝祖上从河北迁居河南济源,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到了卢仝一代,日子就相当清贫了。
卢仝一生不曾做官,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他酷爱读书,在扬州的一所旧宅中藏书颇多。后来卢仝举家迁到洛阳,为购买一所宅院,欠了当地富商一笔巨款。由于当时韩愈为河南令,和卢仝关系非常好,时常接济他。
但由于债主逼债很紧,卢仝受到了威胁。韩愈《寄卢仝》诗中所说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瞰”,很可能就是债主逼债的手段。幸亏韩愈的维护,卢仝才免受一场难堪的侮辱。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为了还债,卢仝不得不将扬州的旧宅卖掉。但旧宅中的藏书,卢仝想方设法托人运回河南。卢仝的好友孟郊为此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卖祖屋这种事,是很让人悲伤的,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就非常到位地描述了这份感觉。
卢仝一生,遭受了很多人情冷暖,看尽了世态炎凉,因而性格古怪,才做出古怪之诗。
抱才隐居是为大用
由于卢仝在史书中属于“非主流”诗人,有关其记载有前后矛盾之处。卢仝一生究竟何时隐居,何时游历,何时居洛阳,何时居扬州,何时居济源,均没有详细的划分。史学家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线条:20岁之前,卢仝居住在济源,读书、饮茶;20岁之后,开始在扬州、洛阳等地漂泊、游历,甚至还到过塞外;30岁左右,卢仝在洛阳定居,也可能又回到济源王屋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总而言之,卢仝的生平是模糊的。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卢仝在王屋山的居住时间最长。
卢仝居住在王屋山何地,已经不能确定具体地点。后人根据卢仝诗句的描述,找到了大致方位,并在山间修筑了一间“卢仝茶社”。2010年12月17日,我和李立政先生上山时,正好赶上茶社放假,空无一人。
在卢仝茶社的大厅内,陈列着一尊卢仝塑像。李立政先生说,雕像是根据钱选《卢仝烹茶图》雕刻而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千多年前真实的卢仝模样,谁也不敢肯定。而我觉得这尊塑像有失真实,因为根据史料的描述,卢仝或许患有“脱发症”,没有头发。
卢仝茶社依山而建,一条溪水从北而南,穿山越岭,直至山下。山沟两边灌木丛生,怪石峭立。
隐居山间却心系天下,这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卢仝终生未曾为官,《唐才子传》记载:“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至于卢仝为何“不起”,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研究卢仝的学者据此认为,卢仝是一个看破红尘、不愿为官的人,尤其是爱茶文人,称赞其是不愿入“淤泥”的高尚雅士。
质疑者分析卢仝有关的诗作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自古以来,有一类文人,并非不愿为官,而是心高气傲,要做旷世之才,非宰相之位不受。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不在少数,可惜除了诸葛亮,鲜有人能一步到位,挤进帝王的“核心班子”,因此,他们一面作诗著文抨击时政,一面拒绝朝廷给予的低级官位,卢仝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种。
尽管卢仝在王屋山上隐居多年,并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但在其好友韩愈的诗中,仍能看出卢仝的一些心思:“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寄卢仝》)卢仝自己也写过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那种渴望明主而不遇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千古绝唱《月蚀诗》,更是将卢仝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提出,卢仝之死就是其极想参与时政的最好注释。
“甘露之变”留下的千古之谜
卢仝一生除了留下了两首名诗,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甘露之祸。
中唐时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干政,唐文宗不甘心大权旁落,一心想铲除宦官。
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一棵石榴树夜里降有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礼部侍郎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要仇士良带宦官去查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大吃一惊,慌忙逃走。看见事情败露,李训指挥禁卫军冲上去,抢夺皇帝。仇士良和宦官指挥手下和禁卫军经过一番厮杀,最终挟持皇帝进了内宫。
李训见计划败露,忙逃出京城。仇士良指挥宦官,对在京师的公卿与吏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有几千人,整个长安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祸及卢仝。据《唐才子传》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卢仝和几个朋友正在宰相王涯家里做客,因晚上留宿,遭到吏卒逮捕。
卢仝曰:“吾山人也,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在宰相宅,容非罪乎?”于是,卢仝“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正如吏卒所言,卢仝这样闲云野鹤般人物,留宿宰相宅中,为何?千百年来,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卢仝有着传统文人的仕途观,看似不愿为官,实则结交高官,希望能参与政治,清高之名与事实不符。也有学者认为,卢仝结交王涯是因为韩愈离开河南后,他生活窘迫,不得已而为。
近来,学者通过对卢仝、贾岛等人的诗作分析得出结论,“甘露之变”时,卢仝应该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或塞外游历,后在洛阳病逝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卢仝“山人”性格。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祸,决定了一代“茶仙”的诸多历史细节。如今,让史学家头疼的是,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之祸,那好友贾岛、韩愈等人关于卢仝年龄的记载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轻易否定《唐才子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也没有过硬的证据。两派学者曾频频发文,进行论战,质疑者一度提出“如果死于‘甘露之变’属实,那卢仝整个生卒年份都要改写的”结论。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目前成为卢仝研究者未能破解的一个谜团。但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就算卢仝确有结交官员、希望进入仕途,但他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真挚的;就算卢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就算他的那份孤傲是做出来的,但也无损他品格的高尚。
几篇短短的文章,无法准确地描述一代“茶仙”的传奇人生,让我也非常遗憾。但济源之行,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卢仝用他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传唱千古的《七碗茶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在中国诗歌史和茶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世茶人只能回味而无法复制,只能传唱而无法超越。
当我端起茶杯,《七碗茶歌》的境界又回荡在脑海中: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能将饮茶的心情挥发如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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