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在我乘飞机随史迪威返回中国时,我发现史迪威被卷入了另一场积怨中。与他积怨的是我的老朋友陈纳德,我们在循道公会晚宴上一起吃过饭,他曾经是美军上校,现在是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指挥官,飞虎队(Flying
Tigers)的克莱尔·陈纳德准将。
这完全是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积怨,其影响非常非常深远,而且会改变美国的军事原则——因为这是一场关于战争手段和目的的积怨。
从性格上说,克莱尔·陈纳德准将是个与史迪威一样复杂甚至可能更加复杂的人。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北方人,拘谨古板,发音清晰。责任感牢牢束缚着史迪威;只要是乔治·马歇尔需要他做的,只要是美国需要他做的,他都会去做,不管那到底是什么。陈纳德是南方人,生在得克萨斯◘,长在得克萨斯,不过还有法国血统,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也能看出;他皮肤黝黑,脸上是纵横交错的皱纹。陈纳德通常说话都操着一口正常的南方口音,一旦放松下来,比如参加扑克比赛时,就会冒出难懂的方言,他偶尔会邀请我一同前去,对于听着波士顿口音长大的我来说,那些简直就像天书一样。
除了那身军装以外,陈纳德与史迪威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苦难的命运。史迪威是咆哮宣泄,陈纳德是将愤怒郁积心中。和平时期的两人命途多舛,那是美国陆军中有能力且有野心者逃不脱的命运。1939年时,美国陆军人数还不足17.4万,战略地位是美国自卫队。不过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足够强大,在20世纪20与30年代培养出了数十位军事天才。他们的名字几乎能像拿破仑的帝国元帅名单一样,流传千古。当时的军方很吝啬,所有军官、陆军士兵和空军士兵都必须有一门熟练的手艺,这样就可以节省人力和作战物资。对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史迪威、克雷(Clay)、加文(Gavin)这些人来说,能服务部队与国家才是首要的。但对于巴顿、陈纳德这样的人来说,他们选择服役主要出于对技术的热爱、对器械的着迷。陈纳德擅长的领域为空中力量,而与威廉·米切尔一样,他的长处也是他苦难的来源,长久以来,他竭尽全力想要打破预算和官僚的束缚,证明空中力量能在战场上€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他的努力一直没能成功。1936年,他退役了,受蒋介石政府雇佣,将自己的技术带到了中国,为蒋介石打造空军。他用了很高明的一招—组建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该航空队所有P-40飞机机头都绘有飞虎队的标志,他们在缅甸战役中,用自己的杰出表现震惊了全世界。在1942年初春,史迪威刚刚拿到指挥权的时候,陈纳德已经是国际知名人士了。
史迪威和陈纳德彼此都瞧不上对方,但他们的积怨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他们的争论源于在战争概念上的差异,如今,这一概念性差异令美国一切防御与战争计划中都存在分歧—地面作战概念与空战概念的分歧。
二
我无意中卷入了他们的积怨。1943年初,《时代》周刊要求我写一篇关于陈纳德的战地研究。他们准备将陈纳德的肖像作为封面,并以我的研究为素材,围绕这位美国战争中的真英雄写一篇封面报道。当时,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积怨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忽视了。
我和陈纳德是老相识了,重庆那会儿结下的交情。这次我以老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与史迪威积怨如此之深,到底是从何而起,如何而起的。“我的那家妓院,”他隐晦地说道,“让我很烦恼。”(根据û我的笔记,他就是这么说的。)ⓛ“小伙子们离不开它,但他们发泄性欲的方式可能是健康的,但也可能让他们染δ上脏病。”他与史迪威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一家妓院!1942年时,陈纳德早期战略所依赖的是不足80架飞机的攻击力量,这个数量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有时,他的飞机会有多达半数被迫停飞,ਭ原因则是飞行员因滥交而发生的意外—地面后勤人员与空中战斗人员都因在昆明著名的狭缝巷(Slit
Alley)患上了传染病,被送医治疗去了。性传染病削弱了陈纳德麾下空军的战斗力,那效果就像他的飞机在地面被轰炸掉了一样。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不过,他也没办法把这些年轻的美国士兵关进栅栏里,他只能承认他们的欲望,这是天性,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以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因此,陈纳德派出了一架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飞机,搭载一支医疗团队,飞越驼峰,抵达印度。他们在印度,为12名没病的印度妓女做了体检,从医学上确认她们健康,然后征召她们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提供性服务;一架美军飞机搭载她们去了我们的前线进攻阵地,在那里,空中战斗人员与地面后勤人员可以与她们做爱,但又不会被传染上性病。这件事我从未听过。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是没有获得史迪威批准的,ૠ因此他在知道后大发雷霆。史迪威是战地指挥官,他是个清教徒。史迪威知道日本设置有为部队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普鲁士人也有这样的做法,法国也是。不过,美国陆军可真他妈的没有这玩意儿,美国陆军不会用航空兵团的飞机载着妓女飞跃驼峰,美国陆军没有给自己士兵建妓院的做法。陈纳德只是想要确保自己的飞机૮在需要作战时能顺利起飞,投掷炸弹,传递出他的讯息,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史迪威是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谨守道德观念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是绝对不会违反十诫,做出贪污、通奸、撒谎、偷窃等行为的。当时,陈纳德和史迪威都在美国陆军服役。他们缺一不可—陈纳德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妓院。
这个故事虽然很好♩笑,很琐碎,但却导致两个美国权力绝对论者之间产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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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们两人还影响了另一个远比这一分歧更大也更重要的差异:在战争与力量概念上的分歧,贯穿从此以后所有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分歧。
陈纳德是空军力量绝对论者。他认为空军力量可以摧毁日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尽管他不会飞到日本战火荼毒的城市参与大屠杀,但他知道日本的防空能力格外薄弱。他也知道他带着为数不多的飞机,被单独派到中国西南部高原并留守此地的目的,是攻击日军暴露在外的没有防御的后方。1942年和1943年,他是美国指挥官中除潜艇指挥官外,唯一可以威胁日本内海航线的。对陈纳德来说,中国只是为其提供基地的平台,他的飞机可从任一基地起飞,攻击日本。在他眼里,战争就像一场外科手术,中国就是一张供他放置医疗仪器的桌子。
对他的这一战争理念,最满意的就是蒋介石了。陈纳德传递给中国人的信息很简单:只要让华盛顿给我足够的飞机,你们歇着,我就可以摧毁日本。因此,陈纳德和驻华盛顿的中方人员在白宫结成盟友,要联手推翻陈纳德名义上的上级—战地指挥官史迪威的政策。史迪威与陈纳德思想分歧的出现,源自他对陈纳德空战政策可能导向的实用性评估。史迪威深信,如果陈纳德对日的空中袭击真的有他所承诺的那般猛烈,日本势必不会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如果陈纳德切断了日本的内海航线,日本势必会为保护自己的腹地而袭击美国位于华东的空军基地,而负责基地防御的中国陆军根本无力抵挡。史迪威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地面部队打造成能战斗、够积极的部队,他在这一点上的坚持与专断,与陈纳德不相上下。因此,在史迪威看来,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中国陆军,为他们提供抗日所需的装备和训练。而在陈纳德看来,史迪威的策略不仅缺乏胆识,还很愚蠢:他,陈纳德,拥有当时其他盟军将领都没有的机会,可沉重打击日军最薄弱之处;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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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将领间的争执é,就像1944年秋英国人(蒙哥马利)与美国ਜ਼人(布雷德利、巴顿)间的争执一样,关键在于军需供应。战士之间的争吵通常都是源于军需供应的问题,之后才会上升为精神与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是这一军需供应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怪诞。
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敌人围困下的中国以及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及中国军队,其所有军需补给全部来自驼峰的另一边。搭乘这些飞机偷越封锁线,冲入山体密布的云层中躲避日本军机,飞越驼峰,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其浪漫的情怀。驼峰飞行早期是采用小型的C-47运输机,后来使用了体积更大的C-46运输机,飞行期间,少数年轻的美国♨士兵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瘙痒、挠伤、疾病、疟疾,有时还会在压力下崩溃,据说,在驼峰上产生的这种压力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他们会指着白雪覆盖的地标说道:“西藏就在那边。”)
但在战争的分类账中,这些只是美军航空运输司令部的运输机,而它们运输的货物就是簿记员争吵的实质。驼峰飞行始于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封锁了陆上运输路线后。刚开始时,驼峰航线每月的物资运输量是80吨,到秋天时已涨至每月300吨;后来,随着人力与飞机投入的加大,到1943年初,驼峰航线每月的运输量已飙升至3000吨。就在著名的陈纳德—史迪威之争发生时,驼峰×航线的每月运输量已有两三千吨,但却杯水车薪。中国有5亿人;军人至少400万,甚至可能是800万,具体数字无人知晓;战争产业的需求是个无底洞;为了空运,美国新印刷了成百上千吨纸币,造成了通货膨胀。蒋介石需要将这些物资全部据为己有;陈纳德不但想要将它们据为己有,甚至还想要更多,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保证其空军࠷的战斗力。史迪威对物资的需求与陈纳德一样,但目的不同,史迪威是想要重新训练并重新装备中国陆军,以实现乔治·马歇尔的战略构想。史迪威的职责是为各索要物资方分配有限的物资,对这所谓的职责,史迪威的原话是“设法用麻雀拉的屎给10公顷土地施肥”。1943年2月,那些穿行于喜马拉雅空中运输线的旧运输机已经运输了总计3500吨的补给物资,其中850吨是答应拨给陈纳德的;但他只收到了330吨。“我彻夜难眠,满脑子想的都是汽油,”他告诉我,“我的胃都开始紧张了。过去十天,我用了4万加仑汽油,但只收到了1.7万加仑的补给。”当时的情况,根本满足不了陈纳德的胃口,也满足不了蒋介石或史迪威的胃口。
四
到1943年5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得不介入他们三方的争执。罗斯福将史迪威和陈纳德召回华盛顿,在那里,美方最高军事指挥官做了最终决定。史迪威与陈纳德(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之间的争执看似简单,不过是物资分配的问题。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技术性方案往往更具吸引力,英国人、中国人和罗斯福的白宫战略家们都赞同陈纳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因此,罗斯福决定,从此刻开始,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必须达到每月1万吨;在被告知每月1万吨不可实现后,他下令,7月的空中运输量必须达到7000吨,年底前必须涨至每月1万吨。陈纳德承诺,有了足够的物资供应,截至圣诞节前,他可以击沉50万吨日军船运物资,即日军所有物资的10%;他因此得到的承诺是,驼峰航线每月运输的物资中,他的空军可拿到4500吨,剩下的让蒋介石和史迪威自己去争。在这场白宫政治博弈中,史迪威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我(告诉罗斯福)的观点是,”5月这场会议结束后,史迪威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首先必须做的,是培养能夺取并守住空军基地、能够打开外界与中国沟通渠道的地面部队……它们(陈纳德的飞机)将会给日军造成一定伤害,但也将削弱对地面力量的投入,并最终导致地面据点的沦陷。若是如此,那击落几架日本飞机又能有什么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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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纳德我行我素,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话,到战争结束时,他声称自己的部队击沉了日军200万吨船运物资。陈纳德在太平洋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毋庸置疑,但我至今仍有一个想法,如果在陈è史之争中,胜出的是史迪威,那么中国之后的战争史可能会被改写,即便仍是共产党赢下了中国,他们也会是我们的盟友,至少不会将我们视为敌人。
如今再回首,我们能从陈纳德的战略中看到美国过度使用其强大力量的根源之一,一如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和亨利·哈雷·阿诺德(H.H.Arnold,绰号“快乐的阿诺德”)战略中所体现出的那样。空军是个极其诱人的概念:他们可以从高空俯冲进行打击,让经济学家来设定打击目标。空中打击是多么干净利落、多么合乎逻辑的做法,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足球门柱以及比赛得分都在球场上展示得一清二楚。这一美国空军理念是美式优越感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应用于越南战场,造成大灾难才画下句号。
我其实也是“二战”中第一批被空军理念诱惑的人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克莱尔·陈纳德是我的朋友。我们确实早在几年前就结下了友谊,当时我孤身在重庆,他也自我放逐到了这里。他也确实很帮忙,任何轰炸任务,只要我开口,说此行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他都会让我上机。虽然他经常应允我的要求,但说到说服别人,他才是个中高手。如果要取得全面胜利,彻底摧毁敌军ફ城市和生产线是必不可少的。飞机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对日本、对德国都是如此。陈纳德会问,打仗除了抓住敌人外还能有什么目的?陈纳德热爱这些可帮他抓住敌人的工具。
后来我改变立场,并不是史迪威说服了我,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站到了史迪威那一边。我的这一转变也许是源于我脑海中产生的疑问。如果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抓住敌人”,还有保卫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一切又将会如何呢?如果政治与军队对保住抗日高地来说同等重要会怎样呢?如果那些政治比战争机会更加重要会怎样呢?如果即使赢了,却输掉了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会怎样呢?
这些就是1943年春时我脑海中尚未成形的问题,尽管它们已经开始让我感到烦恼了。当时的我已不再是个观察者,也不是哈佛的历史学家。我穿着战地记者的军装,我的兄弟们(一个在太平洋战场,一个在欧洲战场)正在与敌人搏命,他们都是我笔下这场博弈中的马前卒。即便只是记者,我也不得不选择一个立场,绝大多数记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了与我一样的事。我现在知道了,当时的我是自己一点点站到与陈纳德对立的那一边去的,史迪威并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渐渐开始相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中国不仅仅是个供我们演练战争工具的平台,中国是个极其重要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充满神秘与残酷—他们令人捉摸不定,我们既想要与其中正派者为友,又想要将他们的国土用作摧毁日军的垫脚石。从当时到现在,经历漫长的反思,我终于明白史迪威当时的打算了。他打算找一个负责的政府来打交道,但这个任务不应该强加到军事将领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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