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谷歌执行董事长）

埃里克·施密特，1955年4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谷歌（Google）执行董事长，福布斯2013年全球富豪榜总排名第138位，科技富豪排名第14，净资产为82亿美元。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师学士学位，同时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教育、学术和理论上都是一流水准。

基本介绍

谷歌公司

施密特1955年4月27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Google执行董事长（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IT业阅历丰富。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师学士学位，同时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教育、学术和理论上都是一流水准。

毕业后，他首先任职于美国齐格洛公司和贝尔实验室，前者是IT业内着名的Z80系列CPU的设计公司，后者是电信业巨子贝尔的研发基地。他还在IT业的技术圣地施乐的计算机科学 实验室担任过研究工作。

1983年，施密特加盟Sun，先后担任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执行官。他领导开发了Sun的独立编程技术平台，将Java变成Sun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市场武器。他积极推行网络软件战略，为Sun在90年代初的高速发展打下基础。1997年，施密特受雇于Novell公司，任公司主席兼CEO，主管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和技术研发。

施密特很快将Novell重新打造成一个赢利的公司，但是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Novell重新陷入巨额亏损的境地。就在他离开的那个季度，Novell亏损1.42亿美元。出于对施密特的尊敬，Novell公司建议让施密特去Google后仍然担任Novell董事会主席。

施密特来到Google的时候，公司只有200名员工，而且刚刚盈利。施密特是被风险投资家引荐给Google的，在此之前，他是Novell网络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在两年多时间里。

施密特使Google员工数量突破了一千人。Google身为全球最大网络搜索引擎，让他感受到信息的力量如此庞大，而搜寻结果给了人们所关心事物的答案，它真正触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妻妾成群

2013年，58岁施密特被曝光有多段地下情令人瞠目，他的情人也是遍及各行各业，包括电视女主播、公关主管等等、

现年五十八岁的施密特头发稀疏，脸有痘痕，看似与性感情人沾不上边，却是情史不断。他五十七岁的妻子温蒂，长居美国麻州水滨豪宅，专心投入慈善事业，有报道指出，她已接受两人的“开放婚姻”。

施密特身价约两千四百亿元台币(约合492.5亿元人民币)，他与四十六岁的美国电视女主播凯特 波纳维持三年婚外情，2007年相恋，2010年分手。波纳的记者友人巴斯里告诉记者，就波纳而言，那是一段“真爱”，他说：“我说出这件事，是因为觉得很讽刺，他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讨论他人的隐私，却仗着有钱，保护自己的形象。”

在波纳之前，施密特的婚外情对象是四十五岁左右的公关主管玛西 西蒙。两人2006年同游法国度假胜地，2007年分道扬镳。

还有媒体曾在2011年发现施密特和四十七岁的丽莎 薛尔德，乘坐施密特的超级游艇，在加勒比海与南法度假。薛尔德曾是美国收视第一晨间电视节目“早安美国”制作人。

而要说施密特的新欢，则是性感的越南裔钢琴家阮珠姜。据称，两人曾在纽约高档餐馆用餐。阮珠姜拒绝对两人关系加以评论。

发表演讲

北京时间2013年1月30日消息，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近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演讲，首次阐述了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见解。他认为，虽然互联网可能存在某些弊端，但从总体上讲，连接性会给全球数十亿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数十亿人受益

施密特在演讲中还谈到了互联网发展的利弊。他称，虽然网络犯罪分子和恐怖组织会利用互联网，从事不法活动，但在朝鲜等国家，连接性将会让数十亿人受益匪浅。施密特还表示，在最近的朝鲜之行中，他发现那里的人完全处于“信息封锁”之中，但将来肯定会发生改变，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全球尚不能网上的50亿人。对这些人来说，连接性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

施密特

施密特在这场演讲中首次阐述了他对未来科技发展状况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手机及相关信息的普及，朝鲜将“缓慢且渐进地”发生改变。在施密特访问朝鲜之后，谷歌已经对这个国家的地图进行了升级，借助于“公民制图师”输入其Mapmaker软件的数据，谷歌增加了更多地理位置细节。

施密特说：“朝鲜的现状令我不禁想起我们走过的漫长道路。相比于现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以前更加普遍。”他指出，目前全球网民数量已达20亿，连接性的普及具有诸多益处，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的网络身份成为现实世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邪恶势力将来恐怕也会利用这一点。

施密特说：“对于人们来说，上网意味着他们将会获得多种身份；网络身份会成为真实的身份。缺乏u2018删除u2019按钮将成为互联网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挑战。无论你说过什么，还是写过什么，无论你访问过哪些网站，还是在网上分享了什么东西，都会留下痕迹。对于每一个暴露在公众视野的人来说，他们都不得不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负责。”

互联网阴暗面

施密特还表示，互联网的发展也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将来可能会出现所谓的u2018虚拟劫持u2019，即以你的ID为要挟，索要真正的赎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等武装组织，不会再将人质藏在森林中，或许更喜欢劫持u2018虚拟人质u2019，这也是我们的网络ID如此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施密特的预测只是在现有趋势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进一步延伸。一些黑客已开始使用“勒索软件”(ransomware)实施犯罪。这种软件接管了用户的电脑，并对硬盘加密，从而将其锁死。在用户支付了一定的“赎金”后，才会将密码透露给他们。此外，有些人的电子邮件账户在遭黑客攻击后，个人隐私随之在网上被公开。

施密特表示，随着其他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此类问题可能会日益严重：“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或许可以通过无人机来携带临时爆炸装置(IED)，最终导致民用和军用无人机之间产生对抗。”

施密特还举例说，“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将来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贩毒组织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力会超过警方。或许，网络恐怖分子还会对全世界发动第一次无人机攻击。这恰恰是科技发展的阴暗面。相比其他人，这种变化对恐怖分子的影响更具颠覆性。我想，他们不用再躲在托拉博拉的山洞里了。”

在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后，“基地”组织就曾转移到托拉博拉(Tora Bora)，藏在山洞里不出来。施密特称，恐怖分子通过网络进行联系，也会留下许多蛛丝马迹：“如果他们在线联系，会留下某种数字脚印，从而成为安全部门的线索。”

他举例说，一个恐怖分子嫌犯曾打电话说，他正在去参加婚礼的路上，并说出了目的地，安全机构随后顺藤摸瓜，将其抓捕。据报道，“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地之所以引起美军怀疑，就是因为那里不能上网。

强化隐私教育

网络身份的重要性，还意味着家长应该尽早对孩子们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创建“数字足迹”所带来的问题。施密特说，“我绝对认为，家长应该在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之前，让他们意识到u2018在线隐私u2019的重要性。也许，等到孩子8岁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告诉他们，u2018不要将这种东西上传到网上！它回头就会咬你一口！u2019然后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另外，家长今后在给孩子起名时还不得不多个心眼。施密特说，“如果你给孩子起了一个很独特的名字，结果由于它的不同寻常，这个名字将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或者，你可以给他们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搜索排名中会很靠后。你要是家长的话，会怎样做呢？”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网络身份将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元素——保护匿名的法则。甚至于，最终会出现交易预设或者真实身份的黑市，购买的所有东西和背景都是完全u2018真实的u2019，即可在线验证。这就是互联网上没有删除按钮的恶果——人们会发现虚假ID颇具吸引力。”

施密特称，对于试图躲避警察的贩毒分子，以及逃避专制政权打击的政治活跃分子来说，他们会发现这些虚假ID的用处颇广：“你可以购买朋友和购物历史都是虚假的身份。当然，我不鼓励这种做法——有人说这迟早会发生。”但他补充说，“不管数字身份如何演变，我知道欧洲都将在监管这种行为方面处于领导地位。而其他很多国家则无所适从。”

长期渐进过程

他还暗示，有些监管部门可能会寻求实施“在线种族清洗”：“某个不受政府喜欢的组织，可能会减少甚至停止在线支付交易。”即便如此，施密特仍然希望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尤其是通过具有数据服务的手机，能够减少腐败。

施密特承认，最近对朝鲜的访问让他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们将手机留在北京，然后赶赴朝鲜，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像回到了1992年，当时我们习惯于在路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手机打发时间。”

“你到了那里以后，他们也会给你手机使用，但上面都按了窃听装置，所以，你拿着它们，什么也不能干。现在朝鲜全国只有100万部手机。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会改变，但这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施密特还称，朝鲜人处于“完全的信息封锁”之中。他是根据自己“20%的自由时间”，访问朝鲜的。谷歌会给予员工20%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从事创造性工作。他说：“我决定去造访那些互联网发展不发达的国家。”施密特去过乍得、卢旺达、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等国家。

缺乏深度阅读

他表示，在这些国家，对连接的需要都非常明显——最早是通过手机，接着与互联网连接。“在乍得，电力供应仅仅覆盖了全国1%的人口，那里还有内战。我想知道，连接以后的乍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与此同时，索马里则是一个u2018失败国度u2019的经典案例：没有银行，但支持移动支付。电信运营商是唯一合法且赚钱的公司。”

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施密特曾去过两个遭受塔利班洗劫的小镇：在其中一个小镇，塔利班将所有人的手机全部没收，另一个小镇的居民则没有遭遇这种待遇。结果，这些手机被没收的小镇居民，发动了对塔利班的抵抗。他说，“萨达姆(伊拉克前领导人)根本不允许人们拥有手机。”

施密特指出，互联网的问世始终是一件好事：“从未有一个国家因为拥抱互联网，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人们可以使用手机来提高贪污的成本。”他承认，自己最担忧的事情之一，并不是孩子们将数字设备用于娱乐活动，而是缺乏可供长时间“深度阅读”的内容，“我很担心无人这样做——没有深度阅读，也就没有什么收获。”

耐心不充足

谷歌执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昨日下午在北京参加了极客公园创新大会。施密特在会上鼓励中国开发者树立正确的移动战略，要意识到谷歌Android系统已排到第一位，苹果iOS第二，通过Android平台开发者能挣到钱。

施密特还对华发出善意，称今年是自己到中国第15年，也看到这15年之内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信用卡系统，还有信息系统，以及移动电话的普及率等等，这些技术正以积极的、正面的方式改变中国。

谷歌一直研究中国市场 寻有远大抱负的人才

施密特表示，谷歌一直将重点放在招聘那些非常聪明的程序员，也就是谷歌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程序员，我相信今天极客大会也是有关程序员的，其实谷歌也研究中国市场，知道中国有大量的非常有才智的程序员和科学家，打造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能够吸引有才智的、愿意解决大问题的程序员，所以谷歌到全球寻找。

谷歌有一个非常大的远景目标，正是这个目标使得谷歌招募那些想解决大问题而不是解决小问题的人，鼓励所有人都要为自己树立一个愿打的目标，不只是看中国市场，而是要看全球的市场，不要只看北京，而是要看全中国，要保证可以由全球的视野，一定要有非常大的思想抱负。

谷歌总遭遇核心挑战 思考如何保持快速速度

谈及竞争时，施密特表示谷歌很幸运，技术比竞争对手更好，谷歌也总是遇到一个核心的挑战，就是如何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去发展，在每一个市场都会有既得利益公司，也有一些新型的挑战性公司，谷歌总是希望做提出挑战的公司，必须非常执着的，必须实现这样的一种大的目标。

谷歌是一家技术性公司，过去十年、十五年大家一直想微软会统治整个技术领域，现在不是微软，而是其他公司，这点一定要记住，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在苹果、Facebook、谷歌、亚马逊任何一家公司，这四家公司都是发挥全球作用的公司，他们都有非常激进的政策，谷歌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保持这样一种能量，不断的挑战自己。

谷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有对成功的渴求，有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坐在非常美丽的办公室里说谷歌做的已非常不错，尤其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对一些小型的创业性公司，这也是一个趋势，对于领导人的领导技巧来说，要不断的有这种意识，总会有一家公司成为竞争对手，在中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创业精神，当公司变得非常大、非常成功的时候，中国公司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

施密特说，全球性的公司可以诞生于中国，比如中国首先有一个大型的国内市场；第二，拥有大量有才智的人才。在以色列，以色列有很多创业精神，同时他们有很多技术人才，在欧洲、在巴西，印度都可以诞生很多技术型公司。

谷歌相信在华能赚到钱 耐心显得不充足

谈及中国市场时，施密特表示，中国互联网已达到一半的普及率，中国目标已经走到一半。谷歌安卓平台在中国也获得将近一半的市场，谷歌对此非常骄傲。

谷歌解决方案是对中国开发人员非常好的奏效的方案，就是移动安卓平台，如果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能够为百万人、千万人提供有效帮助，就能够挣钱。谷歌有大量受众，所以谷歌能挣钱，不过，谷歌对华市场耐心事实上不充足。

互联网最关键的一点是规模和方法，目前中国具有这两点因素，今年是到中国第15年，看到这15年之内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信用卡系统，还有信息系统，以及移动电话的普及率等等，这些技术正以积极的、正面的方式改变了中国。

中国的公司需要有移动战略，现在安卓是排第一位的，苹果第二位，必须有一个服务战略。在美国互联网几乎为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比如想贷款买房子，希望找一个新的朋友，互联网都给你提供了答案，每一个人类面临的问题都会有人创建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在中国，用户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创业者都可提供解决方案，比如做支付，投票，找工作，买房子，如何查银行帐户，跟老板说话，医疗问题，如何为儿童提供教育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找到解决方案，包括如何修理笔记本电脑等等。

中国环境与美国没有不同企业家需快速行动

施密特并不认为中国环境与硅谷的环境有什么不同，他甚至表示，中国的故事就体现中国的创业精神，这个精神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是代代相传的一种精神，深深成为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因素了。

作为企业家，需要迅速行动，而且需要打造非常精干的队伍，要对团队成员好，要鼓励他们做，从原来传统的静态的被动执行命令到主动的做的精神。

对于开发人员、对于工程师来说，企业家应该跟他们说出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要帮助他们找到答案，事实上谷歌的秘诀之一就是谷歌希望员工把20%的时间花在自己喜爱的课题上。

比如是一个飞行员，我喜欢飞行，我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谷歌说好的，只要不超过20%的时间就可以做，至于其它80%的时间可以做工作，但是这20%的时间能够为另外80%时间提供更好决策。员工做喜欢的工作肯定会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努力。

努力了解用户需求 提出具有挑战性解决方案

当前，微博在中国非常活跃，已经成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换的主要平台，不过，施密特并不认为已经成为诉说苦水的地方。施密特说，人们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他们会说出来的，创业者的工作就是了解他们的语言，想到他们的痛苦的地方，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找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们会听取问题，然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施密特说，在谷歌也存在这种现象，谷歌可以找到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方式，比如可以发明一种全新的开车方式，电脑开车，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还有谷歌眼镜，能够看到别人眼睛中的事业，事实上谷歌都是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解决方案。

最大的点子就是深度的了解人们头脑中在想什么，也就是更好的回答人们进行搜索的问题，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答案，比如搜索栏填入想搜索的东西，谷歌会根据这样的关健词提供更相关的答案，比如知道这个提问的人、这个搜索人在北京，然后我们知道他对什么感兴趣，能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提出解决方案。

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是有新点子

当前在中国获得创业资金并不难，关键是创意，当前中国的公司想进入全球化，想成为全球化互联网公司，对于这一趋势，施密特有精彩的分享，称鼓励人们不要因为钱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创新的点子，比如可能成功会获得很多钱，可以告诉人们自己出名了，但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付出努力，必须自己去争取这样的成功，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做，不能够强迫客户喜欢你，而是必须给他们非常棒的产品。

对自己来说，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有了新的点子，而且这个点子能够普及下去，能够规模化，很多创业者可能说那当然要生活在一个移动的世界中，如何找到朋友，如何支付，如何学习新的事情，如何传授新的事情，其实这不光是对中国，对全球都是一样。

如果能够发明这样点子，创业者重要性就会提高，就会更出名，而不是说会挣多少钱，当然创业者也可挣很多钱，因为有好点子后，大家愿意付钱来买。施密特说，在谷歌非常高兴的看到的一点是很多聪明人愿意加入谷歌，因为他们认为谷歌是一个创新的摇篮，他们对此深感骄傲。

人物生平

赫尔穆特·施密特生于汉堡，父母亲是一对教师。1937年毕业于汉堡Lichtwark中学。中学毕业后拒绝参军，但与1939年被迫入伍，在布莱梅空军基地驻扎。从1941年到1942年上东线前线。后来直到1944年供职于帝国航天部轻高射炮培训部。作为帝国航天部的职员（中尉军衔），施密特须记录在人民法庭审判7月20日密谋案成员的公审。施密特因对审判深恶痛绝，他向将军请辞记录任务，被批准。

从1944年十二月到1945年二战结束，施密特上尉在西线作战。

1945年四月在Lüneburger Heide被俘，于1945年8月31日从战俘营被释放。战俘营出来后，施密特入汉堡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1947年至1948年任德国社会主义大学学联盟主席，并于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Diplom-

1976年施密特在他的办公室里

Volkswirt）。

1949年从汉堡大学毕业后在汉堡任职，后任负责交通的市政委员。

1953年至1961年为联邦议院议员。供职于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领导的汉堡经济交通局，并于1952年到1953年任交通局长。

1958年起任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9年参加起草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

1961年至1965年任汉堡市政府负责内政的市政委员。

1962年春，汉堡发生特大水灾，他因组织救灾成绩显著而名闻全国。

1965年再次当选为联邦议院议员，并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7年起任主席。

1968年至1984年任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1969年10月年1972年7月任联邦经济和财政部长。

1972年至1974年任联邦财政部长。

1974年5月年至1982年10月任联邦总理，1982年9月至10月兼任联邦外交部长。

周报Die Zeit的联合发行人。大西洋桥梁联合会（Atlantik-Brücke e.V.成员，德英联合会（ Deutsch-Britischen Gesellschaft）名誉主席。由他本人参与发起的德国国家基金会（Deutschen Nationalstiftung）名誉主席。前国家领导人俱乐部（InterAction Council）名誉主席。他的私人档案被保存在社会民主档案馆中。他是Allgemeinen Erklärung der Menschenpflichten的第一签名人。

人物家庭

施密特的父亲是一名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商人之私生子。据说施密特和他父亲曾经隐瞒真相，伪造了出生证明，以使他得到了雅利安血统证明。1935年的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犹太血统的士兵晋升军官。而施密特当时是中尉军衔。后来有记者由施密特的朋友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口中得知此事，施密特迫于压力于1984年将事实公开。在他的童年回忆录中，此事对他后来对纳粹的厌恶有一定的影响。

施密特于1942年6月27日与汉内洛蕾·施密特（2010年10月21日在德国汉堡逝世）结婚。

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儿子Helmut Walter (* 26. Juni 1944) 不到一岁患脑膜炎去世。女儿Susanne生于1947年，现供职于伦敦的Bloomberg TV 经济台。信仰基督教路德教派。

政治观点

施密特在当政期间因其出色的口才被政敌称为“大嘴施密特”。他的经济学才华也得到广泛的认可。 他和法国前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美国前外长亨利·基辛格是好友。他与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于1975年共同发起经济峰会（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身）。 第一届峰会在Ramboillet城堡举行，聚集了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 施密特支持核能建设，并直到现在始终坚持这一观点。

人物荣誉

从1983年起是家乡汉堡市的荣誉市民，1989柏林荣誉市民，1995不来梅哈芬荣誉市民，1998Schleswig-Holstein州的荣誉市民。 1978年因有效应对前西德红军恐怖组织RAF的恐怖事件，被授予Theodor-Heuss奖。在担任总理期间及卸任后，先后被授予23个荣誉博士。 1980年因其在和平与人权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Goldman奖章。由于他的家乡汉堡的历史背景，施密特多次拒领联邦十字勋章。1983年在鲁汶被授予天主教鲁汶大学荣誉博士。同时施密特又成为Katholiek Vlaams Hoogstudenten Verbond 的荣誉成员。

他的著作Menschen und Mächte于1990年被授予Friedrich-Schiedel-Literaturpreis奖。

“施密特新闻奖”是ING-DiBa银行自1996年设立的旨在奖励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个人。施密特是此奖的赞助人。

2003年12月汉堡国防大学被重新命名施密特大学，施密特同时被授予荣誉博士，以此表彰他在70年代初对军官的科学再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

2005年10月1日施密特荣获Initiative VIVA 50plus的 u201ePrix des Générations“ 奖。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努力促进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和平共处，以及相互理解作出了杰出贡献。

2006年1月24日由于对德法关系的杰出贡献与法国前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被共同授予阿登那。戴高乐奖。

2006年7月19日马堡大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系决定授予施密特荣誉博士头衔。“哲学学科的责任为启示人类，而施密特就是政治家里的哲学家”。这个决定在学校内引起很大争议。Frank Deppe担心这个决定会“明显地把哲学系同它的历史拉开距离”， “他们想向外界显示，马堡没有马克思主义”。

对华关系

赫尔姆特·施密特是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曾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建交。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被人称为欧洲的基辛格。施密特对中国、中国领导人、两岸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深刻观察和真知灼见，并发表在他的《理解中国》一书中。曾于1975年、1984年和2000年12月访华。 2005年9月来华参加“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

人物著作

Verteidigung oder Vergeltung, Stuttgart 1961

Militärische Befehlsgewalt und parlamentarische Kontrolle, in: Horst Ehmke, Carlo Schmid, Hans Scharoun, Festschrift für Adolf Arndt zum 65.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eiten 437u2013449.

Reform des Parlaments, in: Claus Grossner, Das 198. Jahrzehnt.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zu Ehren, Hamburg 1969, Seiten 323u2013336.

Die Opposition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in Rudolf Schnabel, Die Opposition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Stuttgart, 1972, Seiten 51u201360

Menschen und Mächte, Berlin 1987.

Politik als Beruf heute, in: Hildegard Hamm-Brücher, Norbert Schreiber, Die aufgeklärte Republik. eine kritische Bilanz, München 1989, Seiten 77u201384.

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n. Menschen und Mächte, Teil 2, Berlin 1990.

Politischer Rückblick auf eine unpolitische Jugend, 1991.

Handeln für Deutschland, Berlin 1993.

Zur Lage der Nation, 1994.

Weggefährten u2013 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Berlin 1996.

Di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pflichten, 1997 (Mitarbei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Moral, 1998.

Globalisierung. Politische, ökonomische und 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en, 1998.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Sammelband, Berlin 1998.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Perspektiven für das 21.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München 2000.

Hand aufs Herz.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Sandra Maischberger. (Broschiert), Ullstein, Oktober 2003, ISBN 3548364608

Die Mächte der Zukunft: Gewinner und Verlierer in der Welt von morgen, Siedler Verlag, München 2004, ISBN 3442153786

Auf dem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 Rowohlt Verlag, Reinbek 2005

Nachbar China.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Frank Sieren. Econ, September 2006, ISBN 3430300045

人物逝世

2015年11月10日，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