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氏重视脾胃,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强调了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因此,在治疗时,李氏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其一,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其二,用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其三,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李杲又补充说:“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对于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诸法,李杲有时也不放弃,甚至单独应用。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认为不可久用,因为寒凉大过,可以耗损阳气。而苦寒太过,更易于伤胃,可导致脾胃更虚。而且非阴火炽盛时,不可选用。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当然,选用时—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使之充盛,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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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敬仰、研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己经明确,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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