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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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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