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家里很穷很穷,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6岁的时候,他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产后就死了,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他成了孤儿,万墨林(杜月笙的姑表弟)的爸爸带他。他真是调皮,也不听话,常惹事惹祸,不好好念书,出去跟那些小孩一块玩,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喽啰们。
他说,我做瘪三也要做瘪三头。
有一天,不知道他闯了什么祸,万墨林的爸爸把他绑到树上打他,后来万墨林的爸爸就走了,他那些喽啰们都来了,把他从树上放下来,放下来之后,他就逃到浦西去了,开始了流浪的生涯。
他走的时候跟自己的喽啰们说:“我不好,就不回来。”
后来他好了回去,带了好多东西要给万墨林的爸爸,万墨林的爸爸躲起来,怕死他了,以为他要去跟他算老账呢。结果父亲把他请出来,说我要给你磕个头,你不打我,我不会有今天。于是大家就很开心。
特务头子戴笠,当时我们叫他戴伯伯。
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呦,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呆在屋里,不能出来的。
有一天他问父亲:“你的女儿怎么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出去了。
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叫人害怕。
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他要来看我父亲,旁边不能有一个佣人,都得走开。
他来如果正好赶上父亲抽鸦片烟,父亲就开始忙起来了,佣人把鸦片烟具搁到床底下藏起来,躲进屋里。大家要帮他闻袖子,看有没有烟味。如果有,赶紧喷香水。
见面前,父亲还要用湿毛巾擦脸,直到没有鸦片烟的味道,因为戴伯伯要管他的,他会说:你怎么又抽烟啦?
其实这个事情很奇怪,戴笠怕我父亲,我父亲也怕戴笠。他们的个性都太强了。
戴笠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听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不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7层楼,我父亲拉开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说,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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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后,他才慢慢恢复。
上海解放时,父亲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带着全家前往香港。
我父亲是5月27号坐“海燕”号轮船走的,从上海往吴淞口外开,他看见岸上的申新纱厂,他说:想不想得到,我杜月笙今天会离开上海?他还说,当年他母亲在申新纱厂里头当过女工,一个月就赚两毛钱。
船离上海越来越远,四周白茫茫一片,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了。
他在上海是个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三抖的人物,但到了香港却没有资产,连所谓“杜公馆”都是别人的馈赠。
父亲曾准备带全家从香港去法国。他讲江湖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结果算下来,要去的一共140多人。各种费用一加,去法国要15万美元,而我父亲只有10万美元,捉襟见肘,剩下的钱竟拿不出来。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再到后来,每天气喘不止,总要我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父亲晚年时,拿出了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其中一张欠条,就有500根金条。
1951年8月16日,父亲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父亲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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