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龙袍。视觉中国供图
清代龙袍上的龙纹。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古代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服装,因为穿着者的特殊身份而备受关注——这种服装就是龙袍。我们现在所说的龙袍,多是通俗叫法,把皇帝所穿有龙的服装都叫龙袍。其实确切地说,皇帝身上带龙的服装有两种,冕服和龙袍,而这两种服装,所贯穿的理念是大不相同的。
周代冕服制度完善,龙纹仅排第五
龙图腾的来历,历史久远,已经无法完全说清了。在学者们的各种猜想当中,“整合说”的认同度更高。按照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的描述,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因此,学者们认为,古代部落在合并时,把各自图腾取一部分整合出一个新图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字》中讲:“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段描述概括了龙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本领。
很显然,现实世界并没有龙这种生物存在,但这恰好使它超越了现实、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精神来源于物质,但又具有一定的抽象属性。
按照《尚书》记载,龙出现在服装上是舜帝的安排。他提出把12种图案——史称“十二章纹”,制作在帝王所穿的冕服之上。其中,龙排序第五,前面还有日、月、星、山4种图形。龙在这里出现,恰恰就是想体现在任帝王具备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能力,当然也相当于对继任帝王提出了要求。
最迟到周朝建立,冕服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比如,周代把绘有龙纹的冕服称为衮冕,天子和公爵皆可穿着,但是天子用升龙,公爵用降龙,以体现等级的差别。周朝第一批赐封的公爵,很多并不姓姬,所以那时的龙纹并不是为了宣告穿着者的血统,只是作为美德和能力的符号,可以理解为对帝王的加持。
把龙排在第五,说明其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带领百姓在首山采铜铸鼎,功成之时,有一条龙垂着须髯下来迎接黄帝升天。黄帝首先骑在了龙背上,群臣及妻儿等70余人也爬了上去。这时龙开始飞升,那些挤不上去的小臣,奋力抓住龙的须髯,但因人多过重,龙髯被拉断,连黄帝的弓也被拉落下来。黄帝升天之后便成为天帝。
在这个故事当中,龙还只是黄帝升天的坐骑,黄帝并非龙的化身,龙也不是黄帝的原身。可以说,那时候黄帝等五帝的地位普遍是高于龙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婿萧史仍然可以骑龙飞行。
冕服从远古一直延伸到了明代。虽然一直没人探讨这种用法是否正确,但在皇帝心中估计会感觉到隐约的遗憾。因为龙仅排第五,确实无法充分显示“真龙天子”的身份和唯我独尊的地位。所以,另外一种服装——龙袍,成了填补遗憾的载体,最后彻底取代了冕服。
汉代皇帝成“真龙天子”,龙袍到宋代第一次成制度
龙的地位达到至尊是从汉代开始的。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讲了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岸边休息,梦境中与神相遇。这时候,电闪雷鸣,天色昏暗,太公——也就是刘邦的父亲,去找刘媪,看见一条蛟龙盘在她身上,不久刘媪就有了身孕,生下高祖。
可以说就是这个故事把皇帝和龙画上了等号,此后真龙天子就成了皇帝的代名词。这样一来,等于为皇帝由嬴姓变成刘姓,以及此后变成杨、李、赵、朱等姓氏所产生的血统问题做了统一解释——尽管他们在人间的姓氏不同,但都是龙的孩子,因此都具有执政的合法性。至此,龙与普通百姓就变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于是在古人的逻辑当中,其中一小部分具有了比人类更高级的血统,是真龙天子。
但观念先行,在服装上进行体现则要到唐朝。然而,唐朝虽然有龙袍的记载,史料却很不充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皇帝画像,尽管身上有龙,画作的年代却饱受质疑。一般来说,非专业人士往往会把冕服也称为龙袍,但是严格地说,被称为龙袍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是上下连裁的袍服;二是必须以龙为主体花纹。按照这两个条件,有些服装虽有龙纹却不是龙袍。
由于这种袍服与龙的体态取得了形似,并且对龙纹进行了极度强化,皇帝与龙的关系就合为一体了——皇帝就是龙本身。
龙袍第一次出现在服装制度中是在宋代。宋代皇帝的一款袍服上规定要用龙纹,但是颜色并不是黄色,而是绛色。同时,龙也在皇后的凤冠上出现,配置为九龙四凤。描写宋代宫廷生活的戏剧《斩黄袍》和《打龙袍》,从黄袍和龙袍的命名上是可以看到当时服制的微妙之处的。
元明清对龙图腾的夸张运用,使其由加持美德转变为恐吓人心
到了元代,皇族的重视促进了龙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龙的形象高频率地出现在建筑、舟车、家具、器皿、旗帜、织锦当中。按照大型历史文献《三才图会》的描画,元代皇帝龙袍上的龙纹是巨大的。也许现代人很难读出龙纹的视觉美感,但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更多是震慑人心的效果,这对于元朝统治者而言非常重要。作为游牧民族,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中原文化,所以选择中原百姓心中最神秘、最权威、且熟悉的龙纹,就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尊重。把龙纹进行高度夸张,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谋略。
这种状况向后发展,到了清朝更是无以复加。或许明朝统治者并没有思考过夸张龙纹的哲学和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也希望放大这种迷信来提高皇族的神圣地位,所以龙袍得到了高度重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朝皇帝画像,最为常见的就是皇帝穿着龙袍。
不过,明朝还得宣告自己继承的是中华正统,所以仍想保留十二章纹。怎么办?于是一种怪胎便出现了,就是在龙袍上再辅助另外十一个章纹。这样一来,冕服存在的意义就越来越弱,到了清朝被彻底放弃,龙袍成为至尊。龙袍的龙纹一家独大,其他章纹埋没其中,彻底变成了陪衬。在北京故宫里展示的龙袍,若非专业人士,很难找到另外十一个章纹。
在对龙图腾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龙纹的形态也越来越丰富。比如,升龙、降龙、正龙、团龙、立龙、行龙,还有二龙戏珠,等等。在《清朝通志》中记载,“皇帝御冬朝服,色用明黄……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要(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可见繁复。现存的一件清代皇后的朝褂上面就有78条龙,看上去简直眼花缭乱。
正是由于元明清三代对龙纹运用的夸张疯狂,皇族霸占了整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必然导致其政权日益脱离百姓。从冕服到龙袍的变化,使得龙纹由加持美德转变为恐吓人心。所以仅从服装心理看,物极必反,帝制就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
冕服到龙袍,是两种哲学和两种政治的变迁,这个过程很漫长,但很深刻。皇族极力想独占龙图腾,目的是维护统治,但也恰恰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一信念得到强化。到了新中国,龙图腾真正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皇家宫殿供人游览,龙纹服装可随意穿着,龙的精神得到更多的发掘。
龙图腾为中国传统花纹找到一条主脉络
龙图腾在其形成初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符号。除了古人总结出的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等能力之外,我们现在不难发现它有如下两大重要内涵。
其一,合:龙是多种生命的结合体。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广阔的疆土、如此众多的族群,显然离不开“合”这样一种方式。其二,和:多种生命合于一体当然需要和谐。如果彼此间发生排异反应,新生命就不可能维持。因此,“合”是形象特征,而“和”是精神本质。中华民族向来讲究以“和”为贵,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久不衰、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
所以,龙图腾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如果进一步挖掘,还会发现龙图腾在服装花纹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堪称主脉络。
首先,具象花纹。虽然龙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它的组合元素却是现实生命体。按照古人的定义,龙是由9种动物整合而成——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这些动物既有食肉的,也有食草的,既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既有胎生的,也有卵生的,可以说概括了地球上大部分动物形式。而这些动物需要生存环境,因此关联到天上的日月星云、地上的山川花草、大海的波浪帆船……以上种种,激发出了古代服装花纹的创作灵感。
其次,抽象花纹。龙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对具象花纹进行统合,还在于它对抽象花纹的巨大影响。龙纹的主体是一根线条,而线条是构成抽象图形的核心元素。因此,龙的各种形态,盘卷、飞腾、行走……就可以抽象成多种传统图案。
比如,最典型的几种:云纹,圆形的线条缠绕花纹,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雷纹,方角线条缠绕的花纹,同样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只是更具抽象意义;黻纹,龙纹若画得圆润,则是波浪形态,若画得古拙,就会演变成一个弓字,这种近似长城城墙的花纹,以及由它产生的变形,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家具、器皿、刺绣、布匹等方面的花纹,在庙宇中能经常见到,而如果把这样的两个弓字相背绘制,就成了十二章纹当中的黻纹;此外,还有回纹、卍字纹等,皆以线条为核心元素,因此都可作龙形联想。
更进一步的,就连中国的文字都可以想象成由龙构成。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中说到: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根据龙的形态创立了文字,而文字,同样很早就在服装上运用了。
于是,当龙可以同时连接具象和抽象两个领域的意象时,就相当于为中国传统花纹找到了一条主脉络,古人的创意空间由此变得完整圆通。这也是龙图腾的绝妙之处。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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