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蒋介石多次采取悬赏的办法，想要抓到红军将领，1935年2月9日的《大公报》，就刊发了一则《蒋电川购缉匪首》，其中写道：“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匪首之一者，赏洋五万元。”
董振堂
上面的悬赏令里提到的人物，毛主席、朱老总跟周总理自不必说，林彪、彭德怀和徐向前也都是日后的开国元帅，张国焘更是当时中央的核心人物，红四方面军的领袖。而这中间还有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董振堂。
董振堂何许人也，能与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齐名？
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
红军长征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也奠定了日后新中国的革命基础，在这期间出现了大量经典的战斗，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等等不胜枚举，而作为全军的后卫，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血战湘江及抢渡金沙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1月底，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残酷的血战。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渡湘江做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血战湘江
1935年4月底，在红军强渡金沙江之时，董振堂与红五军战士负责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但是由于红一方面军当时渡江只有6支木筏，过江速度极慢，红五军的掩护人物成为一个绝腹之战。
最终，董振堂与红五军团的战士们在阵地上坚守了9天9夜，保证了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董振堂因此被称为“铁流后卫”。
抢渡金沙江
从冯玉祥到蒋介石，宁都起义弃暗投明
红军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背景下开始的，然而在蒋介石发动的前两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董振堂还是国军的一名旅长。也就是说，董振堂是一名起义的将领，跟解放战争后期顺应时势起义的将领不同，他是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弃暗投明的，这点最难能可贵。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自幼跟着父亲习武，遇到灾荒之年，全家流离失所，董振堂仍然在父亲的支持下进了学堂，中学时曾获“优秀模范”的称号。1917年，董振堂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4年后又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便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
跟很多青年军官不一样，董振堂投入到了冯玉祥的部队，要知道，冯玉祥对手下是出了名的苛刻，很多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有目共睹，日后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吉鸿昌、宋哲元都是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
冯玉祥
加入西北军后，董振堂还放弃了军官待遇，主动申请到一线炮兵部队。在那里虽然很艰苦，却也迅速提升了董振堂的战术素养，很快得到了冯玉祥的青睐，在西北军中的地位一路飙升，到北伐前夕，已经升任第36师中将师长。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蒋介石拿出大把钞票，开始收编西北军的部队，董振堂的上司孙连仲就是其中一个，把原来的西北军第十二、十三、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董振堂任七十三旅旅长。
蒋介石内战打得火热，解决各路军阀后，又开始“剿匪”，董振堂随部队来到江西，却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再打内战，一度率领手下用各各种理由要求停止围剿，比如破坏交通、制造假情报之类的。但这些小手段终归改变不了局势，而军中士兵多来自北方，在江西出现了水土不服，多人患病身亡。蒋介石是靠不住了，老长官冯玉祥又已经失势，董振堂开始谋划新的出路。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也陷入危机，26军那些从东北、华北过来的战士，纷纷要求回家乡抗日，总指挥孙连仲下令全军北上，却遭到蒋介石大军的阻击，无奈折桂而去，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赵博生。
这种情况被我党潜伏在26军的人员知悉，又迅速向党中央汇报，希望能够积极的争取赵博生还有董振堂。而蒋那边则不断的怀疑赵博生要发动兵变，因此处处施压。
最终在国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以及我党的宽仁政策下，赵博生和董振堂决议加入真正的抗战队伍。他们当晚摆下“鸿门宴”，将所有反对起义的全部拿下。然后带领着26军，1.7万人参加红军，随即成为红5军团。
宁都起义纪念
这就是著名的宁都起义，这次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使中共苏区的主力红军由3万余人猛增至约5万人，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轻重武器。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在发布的《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通令》中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伟大的士兵暴动”，“这是革命史上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宁都起义的开国将帅
头颅高悬城楼，惜与抗日失之交臂
董振堂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令人敬服，1932年，红军主力进攻赣州，这里易守难攻非常不好打，后来有红军突袭进去却被敌人包围，这时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去解围，红五军的战士腰挎大刀、手提步枪就冲了进去，在他们超强的战斗力之下，硬是把冲锋队就出来，当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听闻董振堂的战绩后也自愧不如。
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董振堂的第五军被划归为西路军，归张国焘指挥，这成为了悲剧的开始。红五军被张国焘不断打击分化，部队规模锐减，连政委都换成了张国焘的亲信，武器装备也得不到供给。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
偏偏在这时，红军在甘肃遇上了最难缠的敌人，马步芳的西北骑兵。1936年12月30日晚，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四个连和军直属队部分人员共二千八百余人，以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其余居中，从临泽连夜向高台进发。行至高台东郊渠口堡一带，与敌增援的骑兵部队遭遇。红五军骑兵团长吕仁礼率三百多铁骑健儿，手执大刀，杀声连天，奋勇杀敌。在特务团配合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将敌两个连全部歼灭。元旦清晨，红五军一举攻克高台城，守城民团八百多人被俘，拂晓，红旗插上了高台古城楼。
在攻占高台后，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还将电台带走，致使董振堂无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1937年1月，马元海调集部队和民团2万余人，在大炮的配合下，攻击高台城。
高台血战
面对近十倍于己的马家军，红五军团奋勇抵抗，西路军派出骑兵师援救，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血战七天八夜后，高台沦陷，红五军主力3800多名官兵除少数重伤被俘，其余全部战死。
站到最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一个战士，业绩已经是伤痕累累。董振堂本人腿部中弹，又摔断了腰，要走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董振堂命令身边的战士突围，自己为他掩护。待战士含泪离去后，董振堂将最后一个子弹留给了自己，年仅42岁的军长壮烈牺牲。
“马家军”疯狂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锯下董振堂以及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三位烈士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暴晒，数日后又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马步芳
此时已经是1937年1月，在刚刚过去的年底，同属西北军的杨虎城，联手东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起事，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在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大局底定。遗憾的是，一心要率部队北上抗日的董振堂将军没能等到那一天，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董振堂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朱老总等人痛哭失声，为董振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到1949年，彭德怀元帅率第一野战军直指兰州，那里正是刽子手马步芳的老巢。毛主席亲自电告彭老总：
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未做过好事，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本未丧失，但实际执行起来恐怕有困难。
最后，第一野战军以87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2.7万多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解放兰州
建国后，甘肃高台县在当年董振堂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题写碑文：“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
董振堂同志纪念碑
如今，仍有不少人讨论，若是董振堂没有牺牲，凭借着骄人的战绩，能被授予什么样的军衔同样的讨论还会被放置在很多不幸牺牲的将士。当然，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当年投身革命，就已经准备好了牺牲。也正是这些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了日后的和平盛世，我们由衷崇敬。
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写了一组《建军纪念日怀战烈》的诗，用以纪念几位牺牲的先烈，其中在纪念董振堂的诗中这样写道：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着荣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