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强
蔡子强(英语:ChoyChi-keungIvan),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前任 香港城市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讲师。他专门研究香港的选举、 政党及议会发展,并有于香港各大报章定期发表文章。拥有众多著述 。
简历
他在 慈幼中学完成中学(1982)及预科课程(1984).当时,已积极参与学校辩论队、演讲及校际问答比赛.
他在 香港中文大学修读企业管理系时,已对政治相当有兴趣。他曾在1986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副会长,1987年担任学生会会长,并积极选修政治与行政学系的科目。
在完成学士课程后,在中大研究院专攻政治,并开始以 选举制度作为研究重点。在完成硕士课程后,曾任教 澳门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在2004年担任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
他除了有撰写学术著作,亦积极在报章、电台和电视发表评论,并多次担任电台政论节目主持。他在2004年5月至8月期间,担任 香港商业电台《 风波里的茶杯》暂代主持,因而卷入当时引来相当 大震撼的“ 名嘴 封咪事件”。在 俞琤担任商台 董事局副主席,原任营运总裁蔡东豪被解雇后,他亦不再为商台主持 《风波里的茶杯》节目。最近与黄念欣一起主持 香港电台电视部读书节目《阅读解码》,该节目于2008年4月至6月间播出。
直到今天,他仍有积极参与香港民主运动,与 陈健民、 马岳、李咏怡等年青学者,同为推动普选组织,民主发展网络的成员。
蔡子强在中文大学深受学生喜爱,人称蛋头教授。其名字起源于他的样貌与超音鼠中的角式 蛋头博士甚为相似。
著作列表
《同途同归-前途谈判以来的香港学运》,香港:人民科学出版社,1998年。
《香港选举制度透视》》,香港: 明报出版社,1998年。
《特区首个五年的选举与政治》,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4月。
《选举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经验》(与马岳合著),香港: 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 新君王论》,香港:Cup出版,2004年3月。
《新君王论II-从政治巨人身上寻找领导智慧》,香港:Cup出版,2004年8月。
《新君王论III- 大企业领袖》,(与原复生和 刘细良合著)香港:Cup出版,2005年2月。
《新君王论(IV) 曾荫权的领导笔记》,香港:上书局出版社,2006年7月
《带书上路》,香港:上书局出版社,2007年7月。
《民主的 小故事与大道理》,(与陈健民合著),香港:上书局出版社,2008年2月。
《It’sSpin,Stupid;It’sStupid,Spin政治化妆大拆解》,香港:上书局出版社,2008年7月。
《新君王论V》,香港:上书局出版社,2009年7月。
对钓鱼台的响应
一个钓鱼岛,让公众重新热烈讨论,中国对领土主体纷争,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近日在翻看已故 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先生所著,《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一书,读到一些相关的章节时,带来了一番启发。
黄文放是最早参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工作的官方成员之一,不单在前期为中央做过一些准备和研究工作,到了中央决定收回香港之后,他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参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权的具体方案。当时有关小组成员只有 五个人,他是成员之一, 鲁平是组长,具体决策由 廖承志主持。因此,黄在书中透露的数据和内幕,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书中提到1974年 葡萄牙政变,之后新政府提出要放弃所有 殖民地,并准备把澳门交还中国,但当时中国反而不想收回,因为一旦收回,就一定会带出香港前途的问题,而当时中国仍未想立刻处理。于是,找来 土生葡人领袖 宋玉生做 中间人,与葡国总理私下沟通,达成一些谅解,后来再由两国达成协议,包括:
一)澳门是中国领土,主权一贯属中国政府所有;
二)澳门是 历史遗留问题;
三)在适当时机通过中葡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四)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因此,当 香港殖民地总督 麦理浩在1979年3月访京,以“新界租约只剩18年,土地契约批出年限为港府带来难题”作为理由,提出要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时,邓小平的答复是:关于九七问题,中国现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国人不要太早提出问题。
中国原本考虑引用前述“ 澳门模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即口头上主权不让,以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为 诉求点,拖至未来才解决,在此之前按兵不动, 以不变应万变。但书中透露,由于英国人不同意,不合作,要中国就九七问题清楚答复。到1981年4月3日,邓小平接见英外相 卡林顿之后下达指示,要属下研究出一个明确方针和态度。其间,中方在香港与英国有很多 非正式沟通,也曾就“澳门模式”进行探讨,到1981年12月,中央终于拍板,决定收回主权。
回到今次的钓鱼岛主权纠纷。
有关中国对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态度,其历史沿革,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页,“中国外交历程”一栏里,有以下的一些纪述: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中国政府从发展 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在中日 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日,在同 日本首相 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 自民党 众议员 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u2018搁置争议,共同开发u2019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 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u2018搁置争议,共同开发u2019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
可以看出,这与前述“澳门模式”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
那就是,出于务实政治考虑,而采用一种“模糊主义政治”。所谓模糊政治是指,为了避免因立场不同而与对方立时产生冲突,因而回避明确表态,反而刻意让双方在一个模糊状态下,摸索解套之道,又或者至低限度,“一个问题,各自表述”,让双方都有下台阶,避免彼此间实时剑拔弩张,兵戎相见。
这里包含着“事缓则圆”的中国传统 处事智慧,即相信让条件慢慢成熟,又或者新的时机出现,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其实,这种模糊政治,也与当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密切有关。要韬光养晦,所以要回避争议,避免引发冲突,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好好发展经济,补回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滞后。
然而,模糊政治需拿捏得当。如果处事过于消极,失了分寸,模糊政治也可能会落得“驼鸟政策”的声名。
而更重要的是,模糊政治能否行得过,也要视乎对手的意愿如何,如果“襄王无望”,反而存心硬碰, 步步紧逼的话,那么己方若仍 执信于模糊政治,在对手以至外人眼中,只会成了一种 鸵鸟政策。
前面提到,上世纪80年代,英国坚持要中国就香港九七问题清楚答复,以及拒绝“澳门模式”,便让模糊政治,根本无法行得通。
相反,在 两岸关系上,双方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来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便争取到 时间和空间,让两岸关系大大得到改善,那又是模糊政治的一个成功例子。中央亦有一套清晰的战略,来让解决问题之条件慢慢成熟,那就是刚刚在纽约出席 联合国大会,于9月23日与华文传媒座谈时,总理温家宝所说:“两岸有共识,今后会u2018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u2019发展两岸关系。”当中的要诀,当然是“先经济后政治”。近年两岸实现“三通”,以及“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都让彼此间 走向整合,为最终解决两岸问题奠下了基础。
这里的关键,仍然是两岸都情投意合,大家都有意愿通过模糊政治来搁置争议,解决问题,好让彼此都先好好发展经济。
当下的问题是,从近年日本朝野在钓鱼岛挑起连串事端来看,似乎没有类似的善意,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模糊政治来作出配合,反而形势逼人,那么,再执信于模糊政治,只会让自己成为鸵鸟。
毕竟,中国是全球经济第二大国,日本是经济第三大国,两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在亚洲的区域领导,以及 地缘政治问题,更注定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因此,要两国水乳交融,完全相安无事,未免有点奢望。这也是在两国间套用模糊政治的一大局限。
更何况,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是中国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时空下的产物,那时仍容许一个低调、但求置身事外的中国。但如今都说“ 大国崛起”,国内外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所担当的角色,都有着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期望, 期望中国以一个“大国”的态度和责任来行事。今天,韬光养晦,已经未必再符合国情,中国要低调、置身事外,也未必可以如愿,愈来愈多人希望中国有更清晰的外交战略,模糊政治因此亦面对愈来愈多的局限和挑战。
况且,当年英国只是在 闭门会议中相执不下,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修灯塔、建神社,以至扣押中国渔船和船长、宣布明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25个离岛“ 国有化”,咄咄逼人,不留情面,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还能行得过吗?
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转为由政府出面强势交涉钓鱼岛主权,这样的转折或许太过剧烈,但笔者却认为,至少中国不应遏制民间保钓。
有评论文章提出:北京须开放民间保钓力量,学习韩国自日本手中夺回 独岛的经验,勿“外拖内压”,而要“外争内放”。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年韩国借民间力量夺回独岛的经验,或有可供借鉴的地方。朝鲜战争期间,独岛曾被日方占据,韩国退役军人 洪淳七率领40余人登岛,将日方官员赶走,坚守 三年八个月,多次击退日方,终于等来韩国军方正式接管。其后,为了宣示主权及巩固对该岛的实质控制权,韩国政府及民间各界,组织了一浪又一浪的“护独岛运动”,例如修建各类建筑,又让国民户籍移到独岛,电台电视台的 天气预报,都会提及独岛,虽然这个岛屿的面积及人口都与报道的分量不成比例。
反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却继去年之后,9月22日,再度阻止香港的保钓人士搭乘“ 钓鱼台二号”前往钓鱼岛海域,以“钓鱼”为名宣示主权。
如何开放及善用民间保钓力量,其实是中国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之外,一大新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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