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了逼蒋介石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实施“兵谏”,把蒋介石扣押在了西安。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一片哀鸣。尤其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更是日子不好过。作为负责情报的机构,居然在事先没有得到过半点消息,这算失职。很多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把矛头指向了戴笠,声称:一旦“校长”遭遇不测,就把你戴笠的脑袋扭下来。
其实,戴笠本人对于蒋介石的感情并不比那些将领浅。一来,戴笠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和蒋介石也有师生之谊;二来,戴笠能够飞黄腾达,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给的——此为知遇之恩。
所以,蒋介石被扣押后,戴笠不顾手下的劝阻,当即决定,要亲赴西安,营救“校长”,誓与蒋介石共生死。恰好,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决定亲赴西安谈判,戴笠就请求一同前往。宋美龄很欣慰地答应了戴笠的请求。
启程前,戴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凶多吉少”。为此,他把家人召集在了一起,留下了遗言。他说:“我此去西安,必无生还之理。唯有效忠领袖,万死不辞。望家人勿以我死为悲。只要藏儿(指的是戴笠之子戴藏宜)善待祖母,以娱余年,则我死亦瞑目。”
家人如何反应呢?不得而知。想必老母亲会非常悲伤吧?想必戴笠还会说些“忠孝难以两全”的话吧?
第二天,戴笠就跟随宋美龄踏上了飞往西安的军机。
与宋美龄受到张学良的礼遇不同,戴笠一下飞机就被软禁了起来。这更加深了他“凶多吉少”的预测。于是,他决定再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如果说,前面的遗言是留给家人的话,这份遗书,则是赤裸裸地留给那些指责他的将领的,以及蒋介石的。事实上,蒋介石后来的确看到了这份遗书。
可是戴笠等了几日,都没等到死。他等来的是张学良。此时,谈判已达成协议,蒋介石已无性命之忧。张学良前来,是慰问戴笠的。按照惯例,说一些“戴笠兄受惊了”之类的话语。
后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诡异的是,戴笠被软禁,是张学良的手下负责看守;而张学良被软禁后,负责看守的则是戴笠的手下。
一个诡异的轮回。
戴笠此行,先留遗言,又留遗书,最后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南京。虽然毫发无损,但经过此行,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心中的地位,想必已经大不相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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