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父亲邓端甫,曾担任同孚洋行买办;他们家族原是珠江口的引水员,后来做的是报关行、揽载行生意,均与航海、贸易有关。邓世昌小时学英语,长大投身海军,与其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邓世昌父亲是谁?
邓世昌的父亲是谁?邓世昌家族后人与学术界的说法互相矛盾。
邓世昌孙女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地2期)、外孙女叶素兰、外孙叶裕芳(《邓世昌琐事采录》,1990年《威海文史》第5辑)、重孙女邓立英(《民族英雄
英烈参天》,1989年张家口政协等编《民族英雄邓世昌》)、重侄孙邓敏扬(《邓世昌二三事》,1991年《天河文史》第一辑)都说是邓焕芬(字秋甫),感觉口径非常统一。这么多后人众口一词,真实性还有怀疑吗?
然而,广州市海珠区龙涎里2号的邓世昌纪念馆,展板上邓氏谱系写的是“邓焕庄”(邓焕庄字端甫);邓立英提供的家传文献《哀荣录》,写的是“端甫公”。
邓世昌三个儿子邓浩洪、邓浩祥、邓浩乾所撰《哀启》(此标题在整理发表时改为《哀祭先严》),相当于发丧的讣闻,写到邓世昌“少随先大父端甫公游沪上”,接着又讲到:“光绪十年,……适遭曾大父竟能公、先大父端甫公丧……”(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民族英雄邓世昌》,1989年,第25页)
“先大父”一词指的是祖父。邓浩洪兄弟的“大父”,就是邓世昌之父。从《哀启》可知,邓世昌的祖父叫邓景能,父亲叫邓端甫。“端甫”是“字”,正式姓名是邓焕庄。陈明福《海疆英魂》一书指出:“从《哀祭先严》一文可知邓世昌的父亲是端甫、祖父是景能。此文是邓世昌三个儿子在其父殉国后不久联名发表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
据陈明福《海疆英魂》,邓氏家族传至二十二世有两兄弟,二宅景新生子焕芬,四宅景能生子焕庄。实际上,焕芬与焕庄只是叔伯兄弟而非同胞兄弟。
那么,为什么邓世昌的后代要众口一词咬定是“邓焕芬(邓秋甫)”呢?问题的症结,恐怕出在邓端甫曾经当过洋行买办。
“买办”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最早在广州、澳门一带使用,指的是粗通外文、给外商充当仆役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的广东,被认作一种十分“低贱”的职业。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为中外冲突的前线,有少数买办、通事、引水员仍偷偷为外国人服务,故在相当一段时间,买办经常被当作“汉奸”的同类,为士大夫阶层和普通平民所鄙视。学者季压西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这种现象时说:“跟随外国人为其服务的会夷语的中国人常被毫不含糊地冠以‘汉奸’之名……”(《中国近代通事》,第123页)
上海开埠后,大量广东买办涌入上海,部分取代了原来十三行时代“行商”的职能,地位有所上升,上海人和广东人心目中的“买办”形象出现了较大差异,但人们对买办的观感依然欠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早期从事买办职业,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都选择脱离买办行列,以捐纳方式取得清廷候补道、候选道职衔,从事官办洋务工作,就是很好的证明。从清中期到1990年代初,除了清末民初很短一段时间,“买办”一词往往含有贬义。
邓世昌父亲这个分身若如实披露,不仅各方都很尴尬,其后人也将煌煌不可终日。为了避免麻烦,后人被迫“移花接木”,将邓世昌的父亲改为其叔伯兄弟邓焕芬。
邓世昌家世的“移花接木”,还有其他一些佐证。邓世昌重侄孙邓敏扬曾“整理”邓世昌家谱,列出所谓邓氏四兄弟:建昌、达昌、世昌、远昌(《邓世家族谱》,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编:《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一百周年》,1994年)。其中“建”“达”“远”三个字,在当时来说算同一个偏旁,而邓世昌原名“永昌”,这个“永”字却并无相同的偏旁。建昌、达昌、远昌肯定是一父所生,而世昌是后来出于某种考虑加到这个世系里的。
![//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68fdb.jpg dfb0390031f20ab.jpg](/c-lishi//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68fdb.jpg)
同孚洋行买办?
著名经济史专家聂宝璋早就从《申报》中发现,1870年代上海同孚洋行有个买办叫“邓端甫”(《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5页)。《申报》的报道没有提到邓端甫的籍贯,但1875年9月30日该报刊登了邓端甫欠债被告上公堂事件,债主广祥合向会审公堂控诉,要求邓的保人魏肯堂归还欠债,双方在广肇公所“核质”,也即核对帐目之意。
广肇公所是旅沪广州、肇庆两府人士成立的同乡组织,在上海广府人中有很高威信,遇有争议可以请广肇公所作调解或仲裁。由此推断,邓端甫、魏肯堂、广祥合店主都是广府人士。
这个同孚洋行邓端甫,是否一定就是邓世昌的父亲呢?种种迹象显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战后,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口岸。上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洋行前来,很快就在贸易总量上超过广州。洋行向上海转移,原广州十三行的买办、通事(翻译)也跟随洋商转移。这些买办都会讲“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当时省港澳地区一种外贸语言),能跟洋商直接交流。上海开埠早期最著名的买办,如吴健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等,都是广东人。
邓世昌后人有时会提到邓世昌父亲是个“茶叶商人”,这一点跟同孚洋行买办的身份十分吻合。同孚洋行(Olyphant &
Co.)是一家美资洋行,1828年成立于广州,创始人D.W.C.
Olyphant是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坚决反对向中国输出鸦片,是十三行时代洋行中少有的例外。不做鸦片,只能做茶叶,茶叶生意就是同孚洋行的主业。另一方面,买办既给洋行打工,也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这是上海开埠早期的普遍现象。那么,将邓端甫称为“茶叶商人”,完全说得过去,只是后人有意隐瞒了他的买办身份而已。
从《哀启》里面,我们知道邓世昌的祖父叫“邓景能”。邓景能从事什么职业呢?1837年,署澳门海防军民府马士龙发布告示,引述“引水”布顺安、邓景能等禀报外国鸦片走私船寄泊伶仃洋的报告,警告洋船不得驶进金星门一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四部道光十七年文书,第壹号)
邓景能的职业是“引水”,广东俗语叫作“带水”,由珠江口一带熟悉航道、有驾驶经验的人担任,能讲“广东英语”,会使用航行术语。
十三行时代,外国船只抵达澳门后,必须由中国派出的“引水”带领,才能进入珠江口溯江而上到广州贸易。邓氏家族祖籍东莞怀德乡,位于珠江口的虎门镇,是洋船进入广州的咽喉重地。鸦片战争后,中国引水权丧失,邓景能让儿子邓端甫充当同孚洋行买办,既是生计的出路,也很可能是考虑到同孚洋行不卖鸦片,做生意能坚守“不作恶”的底线。据《申报》报道,约1875年,邓端甫离开同孚洋行,独立经商,有一段时间离开上海到“福建省火船为业”(1875年9月30日《申报》)。这一年,邓世昌在福建,先后管带海东云、振威轮船。
邓世昌家族后人在无意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也从旁证实了邓家原来从事“引水”职业。邓世昌外孙女叶素兰、外孙叶裕芳回忆,说邓世昌夫人小时候摇过船,父亲是个“挑水”的。我认为,“挑水”应是“带水”。邓世昌女儿嫁给船政学堂同学叶富的儿子叶说周,而叶说周的职业,是在长江当“带水”,“经常在长江口外领航船只”(1990年《威海文史》第5辑第61页)。这段婚姻,是典型的门当户对。引水员多来自珠江下游的船户,故邓世昌夫人小时候摇过船。
邓世昌侄孙邓权民回忆:“世昌叔公的父亲焕庄公,专门为世昌叔公雇请了一名洋教师教算术和英语。”(2012年9月11日《新快报》)在1860年代,什么样的家庭会不惜工本,花钱请洋人教英语?只有买办家庭才有这种动力。当时的买办都是子承父业,学好英语和算术,就是当买办的本钱。但邓世昌没有走买办之路,而是选择了入读船政学堂。
![//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a7fea.jpg 01300000199819122406301029323.jpg](/c-lishi//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a7fea.jpg)
潘飞声隐讳邓世昌身世
近代著名诗人潘飞声(1858-1934)是邓世昌同乡,为十三行巨商潘氏后人,所居在广州河南龙溪乡(今广州海珠区龙溪首约一带),与邓世昌故居相距约500米。1895年5月1日,潘飞声在香港《华字日报》发表《邓壮节公传》一文。邓世昌牺牲后,重修邓世宗祠,潘飞声又写成《番禺邓氏祠堂碑记》(潘飞声:《老剑文稿》,《说剑堂著书》第一册,光绪戊戌仙城药洲刻),但追述邓氏世系的文字极为简略:
“十八世祖仕英府君由东莞怀德乡迁居羊城,十九世晋富府君挈其子积喜府君复迁河南龙尾导乡。嘉庆二十三年隶番禺县茭塘司民籍,税载重岗三十一图六甲。是积喜府君以东莞二十传而为河南始迁祖也。积喜府君生子五人。冢子成璋府君,次成开府君,三成生府君,四成意府君,五成兆府君,堂构相成贻我子孙,惟未建宗祠以崇祖德……”
潘飞声对邓氏家族从事的职业、从东莞迁居羊城的原因不著一字;写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房世昌殉节于大东沟之战”,只提“二房世昌”而不提邓世昌父亲名字,似乎刻意回避。显然,邓家先世并非“士农工商”中的士人或农人,在那个时代就算不是读书做官,从事农业也属于“高尚”职业,不必讳饰。潘飞声对邓家先世的职业只字不提,引人遐想,感觉是知道他们从事“贱业”而不愿意直说。
潘飞声出身于十三行潘氏家族,曾是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但笔者查阅他们家族的族谱《河阳世系》,只在一处地方提到入粤始祖潘振承开办“同文洋行”,此外对家族从事的外贸活动不作记载,家族中几代著名行商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的小传,罗列各种官职以及诗文著述,没有只字描述到外贸生意。显然,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只有读书做官才值得炫耀,潘家不愿太多宣扬其外贸商人身份,在留给后代子孙的族谱中也加以掩饰。
如果邓端甫确实充当同孚洋行买办,潘飞声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家世。潘氏家族是十三行最大的行商之一,早期商名是“同文洋行”,后期商名为“同孚洋行”,在茶叶出口业务上与美国Olyphant
& Co.应该有过交易。鸦片战争后,中国行商制度结束,Olyphant &
Co.袭用中文“同孚洋行”这个字号。同样的例子,发生在另一个巨商伍氏家族身上。伍家原来的“怡和行”字号,为英国贸易伙伴Jardine
Matheson所继承,这就是著名的怡和洋行。
邓世昌祖父邓景能是珠江口的引水员,父亲邓焕庄则充当美商同孚行的买办。在清代的广府地区,引水员多来自被视作贱民的“疍户”(水上人家),买办也是比行商“低贱”得多的职业。这样的身世,若形诸文字,对邓氏家族有损无益,不如不提为好。甲午邓世昌殉国,已被公认为抗击外敌的国家英雄,亲朋故旧恐怕都不想再提这段往事。
![//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e512b.jpg 4daaa701a18b87d6da3565e4070828381e30fd0a_meitu_21.jpg](/c-lishi//img.wstdw.com/c-lishi/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2025134-5fd43036e512b.jpg)
祥发源是“茶叶庄”吗?
1994年邓敏扬写成《邓氏家族谱》一文,称邓世昌的父亲“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00周年》第39页)。其它很多撰述,也都说他们家族开祥发源茶叶庄。只有邓世昌另一侄孙邓权民回忆说,邓焕庄在上海“经营商品报关生意”(2004年9月16日《广州日报》)。经与其它资料相核对,邓权民的回忆更加准确。
邓世昌父亲的生意涉及茶叶,这是确切无疑的,但并非专门的茶叶庄。清末先后出版的两种《上海指南》,都有“祥发源”的记录,均列在“报关行”名下。(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4册第140页,第5册第215页)。
祥发源既是报关行,也是货运揽载行。上海的广东籍买办开设揽载行,代理轮船货运业务,有很多先例,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做过。洋行买办跟轮船公司十分熟悉,旗昌、同孚、怡和、太古等洋行本身就开设轮船公司,但洋人不熟悉国内客户,必须通过华人买办揽货,故买办开设揽载行,兼办货物报关,成为一种趋势。
在招商局档案中,有不少与揽载行祥发源打交道的记录。作为揽载行,经手办理运输的货物,当然包括茶叶,但更多的是其它货物。严格来说,邓氏家族经营的祥发源并不是茶叶庄,而是揽载行兼报关行。
为了维护邓世昌的英雄形象,从文人潘飞声到邓氏家族后人,均小心翼翼地抹去邓家的“买办”痕迹,故而,邓世昌家世被尘封百年。买办家庭出身的邓世昌,或许对国家贫弱有着比他人更多的感触,他由此投身海军,以壮烈殉国唤醒国人,正是英雄特出之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