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1677年—1745年),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康熙朝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鄂尔泰先人投归清太祖,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鄂尔泰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继位之时。雍正三年(1725年),被迁移为广西巡抚,雍正四年(1726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他在云南实行设置州县、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与张廷玉等同受遗命辅政,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历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乾隆二十年(1755年)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早年仕途
康熙十九年(1680年),鄂尔泰出生。他的先人早期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 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曾官任国子祭酒。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一直活跃在官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悲观,绝没有想到后来能出将入相。
官运转机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
雍正三年(1725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就在此时,朝廷发生了关于“改土归流”的争议。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的事务。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原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制度。各处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在地上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数百年来,也曾有过治理行为,但没有一个成功。
雍正帝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恰在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封正南为都统,目的就是让他去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悔改,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重点策略是促土司投献,投献者给以安抚,表现好的可任其政府的流官,尽量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土归流”的阻力。鄂尔泰的奏疏使雍正对实行“改土归流”下定了决心。
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寨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寨厅(即今长顺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长寨事定,雍正帝在批复派遣长寨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他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寨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寨,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寨,战果辉煌。
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土知府和土知州,他们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军队,既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又毁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发兵进击,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随后,鄂尔泰置函劝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动投献。两地土司禄万钟、陇庆侯不仅不降,反而联合对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动即攻掠东川府清军营盘,气焰十分嚣张。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
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初年,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决心对其实行招抚。岑映宸经多番招抚,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给了他优待条件,遂在此地设泗城府制(今凌云县)。在鄂尔泰的努力下,“改土归流”得以大张旗鼓地展开,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开展。
苗疆改土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
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雍正四年(1726年),张率兵击退前来抗击官兵的苗司军队,攻入古州城。
然而,“苗疆”的土司屡败屡起,尽管张广泗有勇有谋,也难以顺利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帝派部员到此“宣谕化民”,仍无济于事。扰攘经年,终又发生反复,被赶走的土司和其武装蛊惑土著居民叛乱。叛民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都匀府的丹江、凯里、雍正帝调遣广、四川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又派“抚苗大臣”张照自京师前来“会剿”。结果,张照却密告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略根本错误,不仅未能平服叛乱,反又添内乱。鄂尔泰上疏,只承认没能彻底搞好“改土归流”,但坚不认为改流方针的错误。直到罢免张照,再令张广泗镇压叛乱,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实。
安定湖川
两湖地区在云贵改流进展之时也开始实行。这里虽有土司,但土著居民与汉民杂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改土归流”的大势威慑两湖土司多有主动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数负隅顽抗。湖北容美土司田如不听改流,雍正帝命鄂尔泰派兵进剿,田众叛亲离,吓得自缢身亡,所属地区改为流官制。
四川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山峦连绵,彝民祖辈在这里劳动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们深受其害,生活极端悲惨。四川军政长官对彝民区的改流产生畏难情绪,迟迟不动。当云贵地区有所建树后,促使他们也派兵进入彝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较为顺利地进行了“改土归流”。
总之,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项边疆官制的改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由关键之时的上书,到制定改流方针大计,再到具体实施,历时多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晚年逝世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改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次年加衔为少保,雍正十年(1732年)召至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的地位。后来又因为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为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
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因为他对叛乱的事情经理不善,削去伯爵之位,但对他信任如故。
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
乾隆元年(1736年)为钦点会试大总裁,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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