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韩爱晶
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
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在狱中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文革罪行
“文革”开始
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 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他一夜之间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叶群、戚本禹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授意他‘打倒“几位老帅。戚本禹还给了韩爱晶一首语言隐晦的反动诗,诗中有所谓:“黑魔”、“白虎”等字眼。韩爱晶自然是心领神会:“黑魔”是指谭震林,“白虎”是指陈毅。于是就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反革命行动。他说:“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
为此,他一方面指使北航“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和专门成立的“尖刀连”,负责搜罗、编造、印制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材料;一方面于4月4日、12日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所谓《严正声明》,并大肆散发,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1967年
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为自己的历史记录下了最肮脏的一笔:在一个所谓的小型“审斗会”上,他们一伙批斗功勋卓著、身陷囹圄的元帅彭德怀同志(1966年,彭德怀同志担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被王大宾等非法强行揪回北京)。
韩爱晶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恩来总理传达的“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亲自带头对彭德怀进行逼供和殴打!
他们逼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正不阿的彭德怀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等人竟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围攻、批斗、毒打彭德怀元帅”的行为表示所谓“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截至1967年8月份,“红一连”和“尖刀连”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题为《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达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声明》、传达的文章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从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
1967年
10月以后,随着“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各地红卫兵陷于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中。为了控制北航,韩爱晶对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进行了有预谋的诬陷和迫害。他说:“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周天行挡不住,有大半干部都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
为此,1967年12月16日,韩爱晶下令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由自己亲自主管周天行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又罚站、毒打、“连轴审”,致使周天行身心受到严重折磨,与此同受诬陷的还有北航党委副书记程九柯。
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又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同志,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逐渐失势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终于获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人物生活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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